20世纪前20多年,关中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主导下的近代化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建设成就显著。关中农村经济近代化转型,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1927～1937年,关中土地分配关系呈现出宽松的特点,为典型的小自耕农社会——佃农数量少,租佃不发达。据调查,1931年关中农户中佃农占9.75%,半自耕农占13.05%,自耕农占77.20%；1937年关中农户田场平均面积为26.08亩,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利用方面,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土地生产安排,受价格影响程度加深,农产品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关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区,1934年陕棉种植面积与产量居全国第6位；关中各县均产烟草,以岐山、凤翔、陇县、宝鸡等县的出产为最好。农村家庭手工业方面,手工纺织受纺织工业影响,商品化程度下降,主要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凤翔手工酿酒业有所发展,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蒲城、长安、凤翔等县手工造纸业最为发达,所产纸张除本省消费外,主要行销甘宁青蒙等地。农业合作运动作为复兴农村的一项基本措施,在关中地区发展较快。截至1937年,合作组织发展到591个、社员29955人,农村金融枯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同时,农业合作组织在推广良种、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农民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也非常突出。1930年代,中国农民负担与地方财税改革呈现出一定的悖论现象——国家以财政力量推进近代化,而中国工业又不够发达,只能从农村榨取资金,导致农民在承受工农业剪刀差的同时,还要支付沉重的近代化费用。结果造成关中农村经济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艰难。1927～1933年,关中地区受灾严重,人口质量与数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负债问题严重。关中农户的平均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86.86%。关中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是生计所迫,用途以生活消费性为主,很少用于生产性消费。高利贷对农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最大,合作借款对农村经济的意义最为积极。制度与技术的近代化,是关中农业冲破传统模式向前发展的时代条件。行政机构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与政府农政机构的设立、完善关系重大。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农业的改革承上启下,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体系。陕西在开发西北的潮流中,积极推进农政近代化,并在近代大型水利工程兴修、农业科技推广、交通路网建设、金融体系构建、市场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27-1937年,为中国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关中农村经济不再是单纯的恢复与过密型增长,而是在近代农政体系、合作组织、农业科技、水利工程、金融体系、市场贸易等因素的合力下产生的质与量的发展。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