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研究公共经济问题的关键,同样也是剖析中国经济发展之迅猛的制度核心,因此,本研究期望从空间溢出的视角考察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行为所产生的效应。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偏好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最具中国特色,并最终影响其他地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同时也会对经济生产所依赖的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要深入探究制度因素及其对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央地财政关系出发,通过分析分权背景下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效应,考察中国式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怎样的效应,并研究分权背景下政府竞争对财政支出规模、公共物品外溢、公共支出结构及偏好的各种影响。我们进行具体的研究工作之前,首先系统地对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演化发展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及对中国式分权所产生的主要效应进行概括,为我们分析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一个很好的制度化背景支持。我们阐述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演化脉络、主要特点及主要效应。财政分权通过对地方事权和财权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利益分配,进而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这一主要职能。随着财政权力的逐步下放,以地方发展为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模型逐渐呈现,各地政府在依靠自身财力增长基础上开始了区域层面上的经济竞赛。以GDP为导向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指标把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政治治理紧密结合,在官员晋升锦标赛背景下,公共支出在“权力下放——土地财政增收——加大公共生产性支出”循环模式中不断扩张。接下来的研究从财政分权的规模效应、外溢效应、偏好效应以及环境效益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研究旨在探究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影响的背后机制,首先将内生模型用于推导分权收支端对政府规模的不同影响,再以1994-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静态和动态模型验证财政分权与政府规模的线性关系,并以面板门限模型验证支出端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的非线性关系。本文研究表明,(1)从对中央政府规模影响程度来看,事权下放和财权下放对其作用相反,财权下放不利于控制中央政府规模,而事权下放对中央政府规模的控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从对地方政府规模影响程度来看,收入端分权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规模,但支出端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呈非线性关系,并依据转移支付依赖度、公共支出结构参数和地方性公共品供给能力呈现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在探讨一个地区财政分权的规模效应后,我们将继续在第二部分深入讨论一个地区的财政分权效应对另一个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外溢效应。我们认为该效应受到公共品的性质影响,即互补性和替代性,同时也受到分配政策和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影响。我们基于使用者付费模型研究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并将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应用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宏观数据中,从支出和收入的角度估算了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开支的影响程度,试图揭示这种公共物品供给外溢模式与中国地方公共支出迅猛增长及其所产生各种经济问题的内在机制。结论是:(1)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参与PTG模式非常重要,然而,事权和财权的分权程度不同会对公共物品供给产生不同的影响;(2)当收入端分权程度较高时,由于对外溢公共物品的需求锐减,潜在的搭便车人数将会减少;实证估算结果还表明,收入端分权与溢出公共物品供给呈负相关;(3)如果本地公共物品和外溢公共物品是替代品或MRS大于-1G_D~j的互补品,则事权下放程度越高越可能会扩大当地公共物品供给;在空间估计中,支出端分权正向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在统计上证实了中国的“官员晋升锦标赛(PTG)”;(4)在空间估计中,地理临近权重矩阵(CBW)的溢出效应显著大于经济权重矩阵(EBW),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更加谨慎,特别是重组财政分权制度,因为权力下放的对象不同对溢出性公共产品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部分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生产要素分配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公共支出的偏好效应。我们揭示了财政分权通过地方资本投入系数和地方税收来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加深了我们对分配方式与制度安排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得出结论如下:(1)收入端分权的增加导致生产要素分配倾向于资本,从而劳动报酬下降,因为收入端分权有助于税收优惠,这是吸引外资的能力保证;(2)支出端分权最终降低了资本分配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生产率保持不变,更多政府投资能够刺激经济,撬动其他社会资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分配的比例。除了理论分析外,我们还利用空间Durbin模型估计来自31个省的19年的面板数据来证明了上述两个假设,并且回归结果显著。(3)我们接着解释了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支出端分权的比例更高——为什么要素分配似乎更倾向于资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财政支出偏好的不同会对要素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支出确实促进了生产要素分配向资本要素倾斜,即DE?TE对资本-劳动力分配产生了正向影响。然而,以社会公平为导向的财政支出将会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因为DE?SSE对其影响显著为负。研究每种机制的运作方式将有助于我们思考更准确的政策意义。我们不光要调整财政分权结构,正如我们总是提到要改善“重事权,轻财权”的现状,而是要更加注重支出偏好的调整,如推进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建立双向政治激励和有效转移支付制度,监督地方支出,确保其民主化。在研究了公共物品供给结构性调整之后,我们发现由于晋升锦标赛模式导致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偏好问题,同样也会限制公共投资取向,进而影响到要素市场分割,对环境治理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产生不利作用。因此,在第四部分我们研究了财政分权的收入端、支出端和要素市场分割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影响,继先前的理论研究,将要素市场分割纳入到理论模型中,讨论了在污染排放约束下的一般均衡解,研究表明,要素市场分割使生产的社会成本提高,在不考虑社会成本下的社会产量显著高于最优社会产量,因而加剧了财政分权的环境损失。我们构建了包含污染排放约束下要素市场分割的两部门模型,并以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回归。结果表明,(1)在我国的晋升制度下,事权分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地方政府改善当地环境,这是因为公共物品供给具有外溢性,当地政府可以向邻近政府转移污染治理成本,从而提升辖区环境质量;(2)但是,事权下放程度的提高也使得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一些见效快、收益好的产业,污染问题愈发严峻;(3)综合二者,我们在实证分析中还发现,事权下放对环境污染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说明在要素分割市场上,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力度规制环保产业的发展,同时中央干预也十分关键,如调整分权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