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长期二元分割以及独特的“化地不化人”城市化,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两栖”农户和双重占地现象,既引发城镇建设用地和房屋供求失衡,又造成农村宅基地和房屋大量闲置,低效利用。农村土地和房屋是农民最大资产和生产生活场所,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能否盘活农村土地和房屋,对解决“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为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把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关键都指向了农村土地和房屋。2020年中央一号文也提出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同时,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以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以,推进有市民化能力的农户流转其宅基地进城落户,对化解“两栖”农户双重占地难题,提高城乡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因此,如何盘活“两栖”农户闲置的宅基地成为党和政府及广大学者关注的重点。本文从“两栖”农户微观视角出发,选取广东省的“两栖”农户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问卷派发和实地调查,了解广东省“两栖”农户的市民化能力、宅基地效用与其宅基地流转意愿,其次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市民化能力和宅基地效用指标权重,然后利用加权法确定“两栖”农户市民化能力和宅基地效用水平,最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两栖”农户“市民化能力和宅基地效用——宅基地流转”的逻辑关系。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两栖”农户普遍为中青年,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占比为69.9%;受访农户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家庭年收入主要集中在7-16万,占比为58%;其购房行为具有极强的地缘性,购房地点主要集中在户籍所在地的镇、县城或地级市,三者合计比例82.8%。“两栖”农户城镇购房行为与宅基地流转行为不协调,所在村的宅基地流转水平集中在10%以下的占比高达59%,而城镇购房率在30%以上的占比接近40%。（2）“两栖”农户市民化能力较强,具有较强的在城市定居和生活的能力。其市民化能力综合值达到基本能达到第四级、第五级,合计占比高达78.1%。与此同时,“两栖”农户宅基地效用处于第四、第五级的占比为85.8%。虽然“两栖”农户已在城镇买房,但宅基地对其效用水平依然高。（3）“两栖”农户的市民化能力中经济能力和住房能力对宅基地流转具有正向影响,经济能力和住房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宅基地流转意愿分别增加0.259和0.306个单位。宅基地保障效用对其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负向作用,宅基地保障效用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宅基地流转意愿减少0.157个单位,宅基地财产效用对宅基地流转具有正向作用,宅基地财产效用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宅基地流转意愿增加0.106个单位。综上,“两栖”农户的市民化能力和宅基地效用对其宅基地流转产生直接影响,市民化能力中的住房能力和经济能力、宅基地财产效用对宅基地流转具有正向的影响,宅基地保障效用对宅基地流转具有负向影响。因此,增强“两栖”农户市民化能力识别,注意区分不同“两栖”农户特点,正确引导,精准施策,有利于更精确促进宅基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