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女性的发现与自我言说史中,丁玲、萧红和张爱玲具有特殊的阶段性意义。她们在“五四”落潮后登上文坛,与第一代女性作家不同,她们是一群正视历史、解构历史的女作家。她们敢于写女性个人的苦闷、女性对于社会和时代的认识、女性特征的人生灰暗和女性对于爱情的想法……这三位女作家用她们的文字解构了男权社会的女性历史,展现了女性在大时代里悲惨的命运,她们“发现”了女性的历史,并敢于“自我言说”。在本文中,笔者着重探索了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性作家的“自我言说”,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研究作家的生平与作品之间的关联,了解这一阶段女性言说的“可能性”和“有限性”。作家的生平、作家的时代与作家的创作之间有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笔者从地域文化(包括家庭文化)、情感经历、政治因素等三个方面研究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性作家的生平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探究其女性自我言说的源起、归宿及局限。研究女性“自我”言说,必然涉及到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作家个人宿命及其“言说”的局限性——这也就是中国女性文学在本阶段所表现出的基本状态。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先天不足”,“五四”以来女性文学长期从属于社会革命运动,并成为社会主流文学的附属品。女性言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在此背景下的女性言说,难以沿着女性意识的道路独立发展,女性作家们更加难以建构起属于女性的新历史。正是在这一向度上,我们看到了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作家在女性的自我言说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本文分为三章,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论述：第一章,女性的发现——历史与现实。回顾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性的沉默压抑；描绘现实：“五四”运动后第一代女性作家对于女性历史的虚幻建构；女性言说的“可能性”——丁玲、萧红、张爱玲的女性自我言说中正视现实、解构历史的特征。第二章,女性自我言说的“有限性”——作家与作品。从“社会——作家——作品”的角度,分别从地域文化(包括家庭文化)、个人情感经历以及政治因素三个方面论证作家的个人经历对“自我言说”的影响,也说明这一阶段女性言说的“有限性”。第三章,女性言说的“悲剧性”——“人运与文运”。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女作家命途坎坷,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三位作家都希望以自己的文字重新构建起女性的新历史,但是由于个人认识局限、中国女性意识先天发展不足、社会政治革命等因素的影响,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也正表现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此阶段所体现出的基本状态——可能、局限与悲剧。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位作家在“言说”女性现实的同时,却无力去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历史。但不可否认,三位女作家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女性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女性文学已经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