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乱弹,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均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雅部”昆曲,并迅速走红大江南北,一时间,艺人们争相习唱。而在大洋彼岸,因爱迪生因发明了蜡筒式留声机,使得人类的声音能够录制、再现,并得以大批量复制传播。1903年,英国留声机唱片公司的录音师盖斯伯格踏上中国本土,在上海和香港分别进行大量录音后,彼岸的科学发明与中国戏曲之间正式地碰撞与融合,终于令戏曲的演出形态、欣赏方式、行业规范等各方面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在“舞台上的戏曲”、“案头上的戏曲”之后,第三类型戏曲——“唱片上的戏曲”(容世诚语)强势崛起,使得廿世纪戏曲史呈现出别样的风貌。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戏曲的繁荣,与唱片录音技术以及唱片业的繁荣几乎是同步的,以往的民国戏曲研究将重心主要放在文本的梳理和检索上,以留声机与唱片业为考察对象,进行缜密论证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本文对此将起到学术补白的作用。此外,中国唱片业的源头和重镇均在上海:京剧名伶,不论北方的,还是南方的,均要在上海滩呈献技艺,才算功成名就,录制唱片既是对他们技艺的肯定,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知名度;越剧、沪剧等这些原本的乡间小戏,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濡养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原先乡间田埂旁的吴语侬音,化作了唱片中的旋律,随着无线电波在城市上空飘扬传送;昆曲虽然式微,但藉由俞氏父子、“传”字辈艺人们的唱片,倔强地保留住了这一支血脉;而唱片中粤乐的放送,亦令在异乡和海外打工的广东籍游子获得心灵上的慰籍。因此,戏曲发展和唱片业的互动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所在。在研究方法上,上个世纪末,吴小如先生汲取其师俞平伯在考据学上的精髓,将其用到京剧流派、京剧唱片的研究上,专门撰写了《唱片版本学》、《唱片校勘学》等在学界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其研究法之源头可上溯至清代的乾嘉学派。笔者在文中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越剧的首张唱片,以及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京剧名伶的唱片灌制情况作了一些考据方面的有益尝试,希望能够起到承上起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本文共分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在“绪论”这一部分,笔者从研究缘起、前人研究状况、本文创新之处,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学术综述,并通过“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的基本情况”的概述,反映论述脉络和重点。第一章: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发展概况。笔者从留声机的传入与上海唱片业的形成,民国年间戏曲唱片的灌制与生产概况,以及民国年间广播事业的发展与戏曲唱片的传播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从留声机的发明,到无线电广播的兴起,戏曲唱片得以更加快速地传遍千家万户,令都市普通人群亦能聆听到名家名段。然而,唱片业毕竟已将发展了几十年,不少唱片公司已颇具规模,这其中以百代、胜利、蓓开、高亭为代表的欧美跨国唱片公司,更是竭尽全力网罗人才,推陈出新,占领市场。本章节的重点在于梳理清楚这些跨国公司是如何在中国大陆站住脚跟,完成其“本土化”改造和经营,又是如何依托本土资源和人脉,邀请到当时第一流的名伶灌音献声,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打开唱片销路,构成销售经营网络的。这些经验对于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勃兴和国际化拓展,亦能起到不小的借鉴作用。第二章和第三章:京剧唱片研究,笔者分上、下两个部分进行论述。在上半部分,笔者在起首处介绍了民国年间京剧老唱片概况,从流派形成,数据统计及价值意义三方面展开论述。接下来依次分生、旦两个部分,挑选其中名伶唱片着重论述。生行有:谭鑫培、余叔岩、言菊朋、奚啸伯和韩慎先,此五人可以说是京剧“韵味派”的绝佳代表人物,从开宗者谭鑫培,到巅峰者言菊朋等人灌制的老唱片,均有详细阐述分析,其演唱渊源、流派形成和对时人及后人的影响,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韩慎先乃是谭派名票,对他的唱片进行研究,堪称本文论述中亮点。旦行有程砚秋、荀慧生,前者风格沉郁,后者风格活泼,形成鲜明的对照,笔者遵循了生行名家的论述构架,对他们的唱片进行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下半部分,笔者挑选了具有海派精神的梅兰芳、周信芳这两位艺术大师的唱片进行研究,从唱片灌制、唱腔特色、艺术影响等方面,彰显二人海纳百川、胸襟宽广的艺术与人格魅力。第四章:民国年间上海越剧唱片概况。从越剧唱片灌录概况,袁雪芬等越剧名伶的艺术特色与唱片灌制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重点在于:一、厘清了第一张越剧唱片录制的时间及艺人,纠正了以往认识上的偏差;二、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袁雪芬、戚雅仙、尹桂芳、王文娟、徐玉兰等越剧名伶的唱腔特色,及民国时期老唱片的灌制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整理和论述。由于笔者原本为音乐专业出身,故特意将徐玉兰民国时期录制的一段《是我错》,与其八十年代的同段录音作比较,对比两者的不同,从而凸显艺术家的锐意创新和录音技术的进步。第五章:民国年间沪剧、昆曲、粤曲(粤剧选段)唱片概况。笔者通过多次到上海沪剧院、上海昆剧团,以及中国唱片上海公司走访调研得到的资料,展开详细论述。此外,民间唱片研究专家张洪涛的研究成果,包括京剧唱片、昆曲唱片等,亦对笔者有较大启发。笔者将自己参与整理的《1949年前的昆曲唱片目录》与《1949年前的粤剧唱片目录》,作为附录,放在全文末尾,这些资料殊为难得,不少数据都是最近刚完成更新,极具时效性与研究价值。第六章:对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的保护、采录与整理之方略——以中唱上海分公司为例。笔者通过多次的实地调研,从收藏概况、修复过程、文档整理等几个方面,对中唱上海公司的老唱片修复工程进行了介述,并对沪上民国年间老唱片整理的现状与对策,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