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在明晰政党权威与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的概念和理论关联的基础上，认为政党权威的形成与散布过程也是一个以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整合过程，政党权威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实现；同时社会整合的实现过程，也是政党在社会层面汲取资源和权威不断提升的过程。由于政党权威是经验合法性与规范合法性的统一，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层面的变化，意味着政党权威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因而政党权威的树立并不意味着政党权威问题的永久解决，政党必须关注社会各层面的变动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对政党权威的侵蚀。在政党权威的运作上，它主要是“嵌入”(embeddedness)到一定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而具体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网络又为政党权威的形成与散布及其社会整合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平台。革命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政党权威、社会整合的生成与运作机制构成了变革社会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因而，对变革社会的政党权威与社会整合的考察，离不开对它们在中国语境下的历史分析。在近代中国，中国社会整合上的危机(主权上的不独立、政权上的分割、政治组织上的缺失和文化认同上的迷失)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党将追求民族解放的功利性要求，同自身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并通过观念引领、制度设计、社会动员和政治革命来展示自己的权威性力量，也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革命后至改革开放前，政党权威和社会整合是通过“一元化”的执政体系、人格化要素、意识形态的树立和政治动员等来维系的。并且，新中国执政体系的构建具有明显的政党推动的特点，政治关系的设定和制度化是执政党主导的结果。在变革社会，因政绩合法性的困局、政治现代化的影响和政治、社会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等等，它们冲击着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到社会整合的效度，因而执政党必须开挖制度资源、政策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资源，来提升合法性和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为了回应变革社会的种种挑战，处在现代执政体系中心地位的执政党，必须重塑自身的权威，推进制度性权威的树立。执政党制度性权威的树立，不仅包括党自身的制度化努力，而且还包括在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方面的制度化努力。前者主要是要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后者是党与其他政治主体关系的制度化，如党政关系，最重要的是党与人大的关系的制度化，其目的是要发挥出人大的法定功能；同时，要提升党进行社会整合的效度，执政党还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积极功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要发挥其民主监督的功能。执政体系中政党权威的重塑与社会整合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应遵循着渐进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