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治理状况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而社区治理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市场化和现代性不断渗入到农村和农民生活之中的背景下,为农民和他们在村庄的生活找到依据和理由。国家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将制度、政策和法律等嵌入乡村社会的目的就是要建构一元化的国家权威。与此同时,却忽略了我国区域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对乡村社区的治理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式微”。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宗教互动共存的镜像,乡村民族社区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复杂,实际上很难用一元化的国家权威力量实现善治。本研究基于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三个村庄的调研,对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进行整体性研究。首先,对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历史上的治理就是国家基层组织力量与地方社会宗教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安族乡村社会阶层分化、人口流动等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社区经济能人的出现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治理格局?再次,结合实证调研资料,对当前村级组织通过符号、话语表达和权力运作等形式实现对社区的有效治理以及存在困境给以详细论述；并对保安族乡村社区内生性宗教力量对社区秩序、社区自治等发挥的重要作用做了详细阐释,认为在乡村民族社区特定的场域下,地方性的宗教文化也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手段和资源。最后,通过对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的整体性研究,提出保安族乡村社区二元权威协调治理的特征,并就如何实现保安族乡村社区的“善治”之路给予尝试性建议。认为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治理的模式与中东部地区治理模式有较大差异,要以场域和地方性知识为理论基础,来建构西部乡村民族社区的治理模式。在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建构过程中,只有理解乡村民族社区治理本身的特征,才能在治理中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因此,在当前和谐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国家现代制度与“乡土”制度必须相互协调,既是社区治理的必然需求,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