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49年至1965年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主要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统一社会党档案、民主德国外交部档案,以及各类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试图梳理出1949-1965年间民主德国与中国关系发展的线索,提出并分析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最后将其视为研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个案,进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结构再作一番探讨。第一章论述1949-1955年中德关系建立初期的情况。根据斯大林本人对于战后国际共运的分工设想,民主德国首先希望能够先同新中国建立起经贸上的合作关系,同时,统一社会党希望中国能够同意将自己与西德的贸易都通过东德进行,这一要求在1951年的中德贸易协定中得到了体现,但是由于西方的禁运政策,中德贸易协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给民主德国造成了在对华贸易上的出口欠账。1953年“6·17事件”的爆发,为了援助民主德国,中国应其所求同东德签订了一项补充贸易协定,稳定东德国内的农产品供应。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对民主德国的巨大帮助,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到1955年底两国签订《中德友好合作条约》后,双方的合作关系从而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第二章论述1956-1958年的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加强,中德关系也开始进入一个“蜜月期”。苏共二十大之后,乌布利希一方面与中共八大的精神不谋而合,提出了要走符合民主德国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另一方面对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则有所保留,这一口号被统一社会党内的改革派奉为圭臬,从而影响乌布利希在统一社会党内的地位。但是中共不久之后就开始了反右派运动,使得乌布利希感到中德两党的基本思想又走到了一起。进入1958年后,两国在国内经济建设上都出现需要“大跃进”的诉求,东德领导人更是“言必称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两国也基本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第三章论述1959-1960年的中德关系,这是中德关系开始发生转折的时期。1959年是中德关系最为紧密的一年,两国高层相互频繁访问,在年底签订了两国1960-1962年的长期贸易协定。但也就是在此同时,双方各自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开始变得更加明显,这反映在1959年初,两国在对待联邦德国的态度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对于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民主德国由于在外交承认问题上有求于印度,不希望搞僵与印度的关系,所以从一开始倾向中国立场转变成公开表达中立的态度,这自然引起中方的不满。当进入1960年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东德与中国之间也爆发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第四章论述1961-1965年的中德关系,这是中德两党从相互论战直至最终决裂,两国关系发展陷于停滞的时期。由于中国错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直接影响到它的对外贸易出口,造成粮食出口上的欠账,于是中德两国领导人又围绕着贸易问题发生了面对面的争执。随着中苏论战的进一步地激化,1963年初召开的统一社会党六大,成为苏东集团的反华高峰。但同时,民主德国也希望能够在国家关系上与中国实现某种程度的缓和,中国则对民主德国采取具有统战意味的“区别对待”政策,根本目的是要分化苏德关系。于是中德关系的发展也将随着两党关系的交恶而陷于停滞。最后一章的结论部分在试图分析指出1949-1965年间民主德国对华关系中的一些具体特点的同时,也尝试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结构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本文认为,首先中苏关系仍然是影响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发展的关键要素,准确把握中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理解中德关系发展的一把钥匙。其次,德国问题在中德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贯穿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始终。最后,从对中德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的观察中,充分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本质仍然是政治合作”的结论,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可以准确反映出两国政治关系的起伏。本文最后以中德关系作为个案,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作进一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