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东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文分为四章，分别对汉末三国时期的辽东公孙政权，魏、晋、前燕的东夷校尉，北魏与高句丽的交往，刘宋与倭国的交往等问题予以探讨，形成了以下一些基本观点：一，辽东公孙氏的崛起是汉末三国时期东亚世界政治格局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该政权为逃离中原的汉族士民提供了一个安定的避难所。在其治下，辽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都有长足进步。随着汉族与周边各东亚民族交往的加深，上述成果惠及整个东亚世界。然而，作为一个分裂割据政权，辽东公孙政权不具备重建国际秩序的实力。面对着复杂的民族竞争和巨大生存压力，公孙政权在处理与东亚诸族的关系时，更倾向于依靠权谋来追逐现实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汉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瓦解。二，魏晋时期中国在东北边疆设置东夷校尉统领周边各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这项旨在“以华统夷”的制度设计，逐渐转变成“为夷变夏”，最终更是“由夷授夷”。这一明显含有中华文化优越感的职位的变迁，不但是东北地区政治局势转变的写照，更是中华文化不断向外传递，融合中古东北亚地区诸民族的事实反映。三，北魏与高句丽缺乏建立稳定持久外交关系的基础。作为整个东亚世界外交角逐与权谋较量的一部分，高句丽与北魏的外交关系即便在最稳定的时期也充满了变数。四，宋倭交往展开的最初阶段，彼此之间仍需相互适应。公元438年和公元472年是影响东亚局势变迁的两道分水岭，宋、倭政权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随着地区局势逐渐明朗，倭国认识到南朝政权不可能满足其政治意愿，因而终止了册封的请求。虽然政权间正式的往来陷入停顿，但倭国对中国南朝政权的文化、制度有了直观的感受，这对倭国日后的发展及新东亚世界格局的形成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