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西汉初期的政论家，其《过秦论》大约写于文帝二年（前179年），文章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立论，借秦王之“过”为汉作鉴，体现了贾谊的政治识见，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以《过秦论》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过秦论》的分篇情况。关于此文的分篇，自东汉至近代，有“两篇”说与“三篇”说，均立足于班固“五十八篇”一言，然班氏此一说法已非贾谊书原貌，较之更早的司马迁则主张不分篇。再者，题为《过秦论》贯三主之“过”，联系贾谊当时书写情境以及《新书》其他篇章的情况综合来看，《过秦论》实为一篇，无分篇之由。第二，《过秦论》的思想内涵。《过秦论》述及始皇、二世、子婴三主，然叙述侧重点不一，大致沿着由实而虚的顺序书写；作为《新书》首篇，《过秦论》一文无论是从写作时间还是从思想内容上来看，都表现出了一种“导先路”的作用，这主要体现为微观层面的“任贤亲民”、“谨言慎行”、“轻赋省刑”、“重本保民”四个方面，以及宏观层面的“前车之鉴”、“怀仁行义”、“安邦定国”三个方面；“过秦”在汉初政论文中蔚为风气，除贾谊之外，致力于论述“秦过”的尚有陆贾、贾山二人，与《过秦论》相比，陆贾《新语》“应命而造”，故事性强，实践力度较弱，贾山《至言》“以秦为谕”，名为“秦过”，实则转向他处立论。第三，《过秦论》的精神影响。作为政论文的楷模，后世诸人如苏轼、柳宗元、王安石等既深谙此文，更神旺贾谊其人。这种精神影响体现为他们政论文中都保有一贯的品格，即强烈的忧患意识、浓厚的政治热情以及激切的政论辞风。忧患意识或以史为鉴，或直指时弊，政治热情不因年龄高低、官职贵贱而有所衰减，政论辞风的激切既表现在对皇帝和大臣的无所顾忌上，也表现为对现状的哀痛、对不作为的控诉以及对人生理想和治世理想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