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各民族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因素。在19、20世纪文学中，城市成为独立的审美主题，表现了文学家对现代化各阶段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反应。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和20世纪前40年的上海，作为各自国家现代化的中心城市，集中体现了这个阶段的历史特点。它们遭遇的问题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左拉和茅盾都与各自民族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表现出激烈的反应。左拉是巴黎的“游逛者”文人，从早年在巴黎的边缘地位和底层经历中发展出一种对抗意识和怀疑精神，并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形成了他的道德、价值观和文学观。文学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真理与正义是他的终极关怀。在对巴黎空间的表现中，左拉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表现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其对人心理的影响，并通过迷宫意象表现人与城市的疏离关系。通过巴黎社会各阶层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展现，揭示了伴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混乱无序的社会、欲望的无限膨胀、贫富悬殊、普遍的道德沦丧、人性的堕落和精神的空虚等等。巴黎的本质与人性的邪恶联系在一起，成为“地狱的翻版”。在后期的小说中，左拉塑造了使徒式的现代知识分子，担当起拯救社会的使命，建造了以爱为基础，实现了平等、正义、自由的“乌托邦城市”。表现了左拉试图重建道德、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左拉不同，茅盾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通过参与社团和党派实现其政治使命，并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茅盾与上海的关系及其对上海的体验也都受政治的影响。在对上海空间的表现中，租界占据中心地位，并被赋予道德、政治意义。他异的空间反映了作者潜在的疆域意识和非家园感。茅盾呼唤工业文明，赞美大机器，生态环境尚未引起他的注意。上海作为现代化的象征和西方势力的中介，摧毁中国传统乡村的政治秩序和道德体系。上海容纳了逃离农村的封建势力和西方的变态因子，成为消费性的“畸形魔都”。阶级意识、爱国主义在茅盾的道德、价值观中占据主导地位。劳资矛盾、工人与知识分子的革命也都与民族矛盾纠缠在一起。知识分子或者堕落，或者软弱无力，已经不具备领导城市革命的能力。他们徒有革命激情却空无建树，思想空虚、精神贫乏。这反映了在上海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用的缺场，价值的虚无。而左拉和茅盾对于城市现代化的不同反应和文学表现上的差异又与巴黎、上海的异质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巴黎是宗主国的城市，它的现代化是先发内源性的，而上海则是半殖民主义的城市，其现代化是后发外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