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对敌占区进行经济掠夺。发展敌后方社会经济,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物力保障与经济基础,成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措施。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紧邻战时陪都重庆的贵州,成为了全面抗战事业的重要战略屏障与抗战大后方。针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开发贵州物力,发展贵州社会经济,以此保障前方物资供应,支持前线抗战,成为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民国政府推行的重要措施。193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委派青少年时代在国外求学期间学习经济学、回国后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并曾经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吴鼎昌,任民国贵州省主席,主持贵州政务。吴鼎昌就任贵州省主席后,针对贵州全面抗战爆发后急需贵州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力支持,结合自身长期的专业所长与工作经验,通过走访贵州多地的实地调查之后,提出了“贵州物力开发”战略,力图以此促进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支援抗战取得胜利提供物力保障。吴鼎昌实施“贵州物力开发”战略,主要是通过农林牧蚕业、电工矿业、交通运输业三个方面,推进“贵州物力开发”。在农林牧蚕业方面,通过成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改进玉米、水稻、烟草等农作物种子,引进品质优良的猪种、牛种和羊种等牲畜种类,在蚕桑养殖业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养殖,通过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耕作方式,进而增加农业产量;在电工矿业方面,倡议成立贵州企业公司,兴办公私工矿企业,大力发展工矿产业,开采贵州省贮藏量丰富的煤、汞、铅、锌、锰、铁等矿产资源,开发贵州丰富物产资源,为贵州工业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交通运输业方面,通过兴修公路、铁路、水路及航空等运输路线,改善贵州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受限于交通阻塞的困境,大力建设“贵州物力开发”与物资流通必须的道路交通设施。吴鼎昌提出与实施“贵州物力开发”战略,是吴鼎昌运用民国贵州省政府的政府力量,在农林牧蚕业、电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实施一系列推动贵州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力图为抗战胜利提供物力支持与经济基础。吴鼎昌的“贵州物力开发”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对经济基础薄弱的贵州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的经济开发运动。吴鼎昌实施“贵州物力开发”战略的1938-1945年期间,成为1949年之前贵州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一段时期。但吴鼎昌的“贵州物力开发”战略,主要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需要发展贵州社会经济为前线抗战提供物力基础的背景形成的,谈不上以改善民众生计作为“贵州物力开发”与贵州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在推行与实施过程中,既面临着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经济基础薄弱的客观实际,也面临着国民党统治贵州时期派系林立、各自为政、贪污腐败横行等层层阻力。因此,吴鼎昌“贵州物力开发”战略推动的贵州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成就有限,只是近代贵州在全面抗战时期昙花一现的短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