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资源是中共建立与巩固政权的根基,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由不同要素组成,并且只有在这些要素的合力作用下,合法性资源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因此,中共为获得人民的认同与支持,对合法性资源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开发与综合利用。其中,领袖魅力合法性资源和经济绩效合法性资源分别在特定的政治形态中起到过支配作用。基于历史变迁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合法性资源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线,考察了中共在社会的变迁与转型中如何对合法性资源进行调整,以摆脱执政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实现执政的有效性。改革开放前,中共主要依靠人们对领袖魅力的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构建执政权威,但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执政权威将会面临时间限度与政绩困局的挑战。所以,改革开放之后,领袖魅力的合法化功能递减,并最终实现了平凡化的转变,而这也正是外部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因为,在市场经济与现代性因素的作用下,个人的主体性意识增强,促成了社会发展的“祛魅化”。以十五大召开为标志,中共树立了“依法治国”的制度权威,人格信任从此走向现代制度信任,与之相适应的是,常人政治形态正在形成与发展。而面对政绩困局这一挑战,中共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试图把意识形态对人民的承诺落到实处,经济绩效合法性资源由此成为合法性资源系统的中心,这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了证明与巩固。但是,在两者的双向作用中,经济绩效合法性资源出现了瓶颈,这就是经济利益分化对中共合法性基础的侵蚀。所以,中共开始调整经济发展的思路,倡导包容性增长理念,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相应地调整了经济绩效合法性资源在合法性资源系统的地位,公平正义的制度资源逐步成为中共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