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同时监管者也在积极地推动监管转型,将建立多方参与的公平交易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问题由来已久,尽管监管者不断出台有关政策和制度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并不理想。证券监管频频失效的背后有人质疑证券监管部门的工作,监管者是否比被监管者更符合理性人的假设?监管者在决策行为中是否也会受到行为偏差的影响?　　论文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者可能存在的行为偏差,即代表性偏差、处置效应和禀赋效应进行研究。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证券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在决策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代表性偏差、处置效应和禀赋效应的行为偏差。监管者由于代表性偏差导致对信息接受的保守,由于处置效应导致对既有利益(含政绩等名誉利益)的保守,由于禀赋效应导致对现有权威的保守,这些保守性都制约着在监管理念、监管方法和监管体制方面的效果。同时也发现中基层和高层职员、男性和女性在三种非理性行为偏差的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对如何规避或减少我国监管者非理性行为提出正视非理性偏差、鼓励监管创新、能而不管与适时干预等建议,以期对提高我国证券监管效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