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脱贫攻坚战如期取得胜利、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扫除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农村的贫困顽疾,奠定了发展基础。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链上的关键一环,仅实现脱贫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实现稳定脱贫,只有稳定脱贫才能确保脱贫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才能为乡村振兴的接续开展彻底弥补贫困短板,创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稳定脱贫既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基础,更是检验和巩固脱贫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对建档立卡脱贫农户开展稳定脱贫相关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动态贫困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等经典理论为基础,依据改进的SLA分析框架,结合国内外相对成熟的贫困退出指标体系以及三峡库区（重庆段）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工作的具体情况,构建了三峡库区（重庆段）农户稳定脱贫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三峡库区（重庆段）9个国家级贫困县、25个乡镇、45个行政村的1118份微观调研问卷,对农户稳定脱贫指数进行测算并对稳定脱贫等级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从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户个体视角实证检验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农户稳定脱贫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运用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识别出脱贫不稳定农户的潜在返贫风险和类型,为构建三峡库区农户返贫阻断机制提供依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三峡库区农户稳定脱贫整体上处于“一般稳定”等级。三峡库区农户稳定脱贫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农户稳定脱贫指数介于0.2759到0.9326之间,均值为0.6366,整体处于“一般稳定”等级,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特征。从稳定脱贫的县域差异来看,武隆区和万州区稳定脱贫指数最高,而处于连片贫困交叠区的巫溪县（位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内）和石柱县（位于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稳定性相对较低。2.不同特征样本农户的稳定脱贫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受教育程度高、掌握技能数量多的农户,其脱贫稳定性相对较高,这是因为教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受教育者接受新技能、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为其在脱贫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储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而掌握技能数量越多,农户的谋生手段越广泛,越有利于农户拓宽收入渠道,实现稳定脱贫;从致贫原因方面来看,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的农户在有效解决这两个致贫主因后脱贫指数最高,分别为0.6537和0.6391,说明通过改善农户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式”精准扶贫政策在促进农户稳定脱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缺乏自我脱贫意愿和动力的“精神贫困”农户在脱贫后的稳定性相对较低,仅为0.5240,低于平均水平;从主要脱贫途径来看,采取技能培训作为主要脱贫方式的农户,脱贫后的稳定性最高,稳定脱贫指数为0.6500,其后依次为主要通过拓宽增收渠道、减轻家庭负担、实现产业发展的农户,稳定脱贫指数分别为0.6389、0.6381和0.6318,而农户是否来自于贫困村对其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并不显著。3.脱贫不稳定农户的潜在返贫风险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和风险感知与适应维度。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出影响三峡库区农户稳定脱贫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H2）、劳动力数量（H1）、有效适应风险的手段（R2）、感知风险的能力（R1）以及农户家庭的耕地数量（N2）,这五个指标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维度、风险感知与适应维度,说明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帮扶下,三峡库区脱贫农户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物质维度在影响农户稳定脱贫的众多因素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相反,表征农户家庭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风险感知与适应等能力维度因素逐渐成为防范农户返贫风险发生的关键因素和着力点。从三峡库区脱贫不稳定农户的返贫风险模式来看,三风险模式的农户数量最多,占比为52.27%,其后依次为四风险模式（占比17.76%）、五风险模式（占比15.63%）、双风险模式（占比13.21%）、六风险模式（占比1.14%）,单风险模式的农户数量为零,说明三峡库区农户脱贫稳定性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多重潜在返贫风险的共同影响。4.政府的多元精准帮扶政策和农民合作社均能显著提升农户脱贫稳定性,且农民合作社的直接影响效果更大;各单项政策中,产业帮扶政策对农户稳定脱贫影响最大。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的多元精准帮扶政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户稳定脱贫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360,说明农户享受的帮扶政策越多,越有利其实现稳定脱贫;农民合作社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户稳定脱贫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863,说明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实现农户稳定脱贫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且农民合作社在直接促进农户稳定脱贫方面的作用较多元精准扶贫政策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合作社植根于农村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中,与广大农户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最能了解和满足农户特殊的生产诉求。从各单项政策的帮扶效果来看,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小额信贷帮扶、健康帮扶、低保兜底对农户稳定脱贫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产业帮扶对实现农户稳定脱贫的效果最明显,其后依次为小额信贷帮扶、健康帮扶、低保兜底和教育帮扶。5.自我发展能力对农户稳定脱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每提升1单位将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农户脱贫稳定性。自我发展能力是防范农户返贫、实现稳定脱贫的内源性动力,是转变农户“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内在基础,自我发展能力强的农户会在学习技术、获取信息等方面表现的更为出色,也更有可能巩固脱贫成果。控制变量中,个体特征的年龄因素对农户稳定脱贫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农户个体年龄越大,其脱贫稳定性越低;家庭特征中的帮扶时间和抚养负担也对农户的稳定脱贫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表明家庭需要外界帮扶的时间越长、家庭内部抚养负担越重,则脱贫稳定性就越低。6.培育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促进农户实现稳定脱贫的重要微观机制。自我发展能力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促进农户实现稳定脱贫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是多元主体促进农户实现稳定脱贫的重要渠道。对政府多元精准帮扶政策、农民合作社、自我发展能力与农户稳定脱贫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将多元主体与农户稳定脱贫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政府、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农户稳定脱贫”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自我发展能力在政府多元精准帮扶政策影响农户稳定脱贫中存在中介效应;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民合作社影响农户稳定脱贫中也存在中介效应。从各单项帮扶政策的实证结果看,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帮扶政策和教育帮扶政策影响农户稳定脱贫中均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是,自我发展能力在健康帮扶政策、小额信贷政策和低保兜底政策影响农户稳定脱贫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均未通过Sobel检验。以健康帮扶为例进行说明,健康帮扶通过改善贫困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设施,提高贫困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缓解农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通过医疗救助、大病保险等措施,降低了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提高了农户脱贫稳定性,说明健康帮扶对农户稳定脱贫具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健康帮扶可以通过具体措施抑制农户身体方面（疾病、残疾）导致的返贫风险,但是很难解决农户意识领域的返贫风险,表现为对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健康帮扶政策、小额信贷政策和低保兜底政策对农户稳定脱贫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