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2018年,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4%。因此,如何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已成为各国监管部门、投资者、管理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高效率的投资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不可避免的两权分离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以及融资约束等问题,导致非效率投资行为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中,它们严重损害着企业价值与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非效率投资行为对我国资本市场环境的危害更是不容忽视。再者,从理论层面看,现代企业内部控制架构起源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会试图摆脱内控约束来实现自利目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股东们对管理者加以有效监督的强烈动机。伴随着控股股东对管理者监督的加强,研究者们的关注点逐步从一级代理冲突(股东与管理层)转向二级代理冲突(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可以说,随着我国内控体系的不断发展,合理的股权结构设置可以进一步缓解二级代理冲突,改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为董事会、股东大会提供公司治理的基石。因此,本文选取2011-2018年A股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多个大股东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起到何种治理作用,并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在其中起到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这一股权结构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在多个大股东影响投资效率的过程中,内部控制质量更是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多个大股东倾向于通过降低潜在的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未来的投资绩效。多个大股东的数量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多个大股东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影响更为显著。在解决了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后,研究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在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基础上,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缓解了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笔者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期望通过将内部控制质量引入多个大股东对于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为我国企业股权结构与内部控制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重申合理的股权结构以及健全的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使我国资本交易市场更加稳定,最终提升我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