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将会从传统资源驱动和人口密集的模式中进行改革，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上市的企业，无疑是探索这种模式的主体，其创新能力、技术革新和模式进步则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具有持续增长活力的最重要指标。然而，目前的经济生活中，中国的企业无论从研发支出、研发人员素质与比例，还是研发结果的质量与实际投入产出，都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并且，限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现阶段各省市的R&D投资强度有较大差异。另外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政府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也起着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作用，尤其是政府给企业的补贴和专项资金无时无刻不影响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交流。因此，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必要。　　本文基于2008-2015年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银行竞争程度变化、股权融资比例差异对推动企业创新的实际影响，进而研究二者在企业创新的融资活动过程中存在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政府机构在该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本文首先基于当下中国的现状和国际大背景，对选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对国内外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确定了研究方向和侧重点。以企业的优序融资理论和信息租金理论为框架和依托，结合与之相关的信息不对称、数据集成化与内部成本外流等理论，提出四个假设，使用2008-2015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并就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进行差异化讨论，研究发现:银行竞争程度能促进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并且呈现“倒U”的正向激励，即:在竞争程度低于一定程度时，随着银行竞争的增加，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当竞争到达一定程度时，银行竞争程度的增加带来的企业创新效应开始下降;股权融资能正向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并且在民营企业中作用更加明显;银行竞争程度的变化与企业股权融资额度的变化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激励呈正向促进关系，并且股权融资变化额度能显著增加银行竞争程度变化带来的正向激励;政府补贴总体上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有巨大的正向激励作用，并且政府会挤出一些银行竞争程度变化与股权融资额度变化给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带来的正向激励作用。　　通过实证研究，结合中国社会基础与法律，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对银行，调整系统结构，引导有序适度竞争，改善自身管理和服务，积极与其他机构合作，严防新的风险;对资本市场，发挥自身优势，提高数据处理能力，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建立有效市场，提供更多创新产品;对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自身创新能力，重视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对政府，重视企业创新，扶持中小企业，转变补贴方式和监管方式，设立专门基金，推动和帮助建设信息披露和处理制度，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