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发展的历史是传播结构的革命史,时空关系在其中发生根本变化,当前显著跨越了时空藩篱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媒介浪潮,正是网络直播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然而网络直播从诞生之日便在巨大争议中成长,用户狂欢与负面导向、民主实践与商业扩张、持续监管与问题不断等等,种种争论针锋相对,成为网络直播区别于其他新媒体技术独有的社会影响。本文认为,我国网络直播引发的争议背后,是原本归属国家所有的媒介技术不再延续既存所有制的背景下,不同权力主体对网络直播这一新型媒介技术的争夺。权力主体试图利用媒介技术维护既有意识形态或传播新的意识形态,用以实现特定的权力意图。因此,本文打破既有研究从商业、文化、监管等单一视角考察网络直播的现状,深入网络直播的生产实践窥探直播领域的权力博弈过程和博弈逻辑,试图通过网络直播这一崭新的媒介形态发现技术所驱动的权力互动关系,并考察这种权力互动带来的社会影响。作为以用户生产为内容来源的自媒体平台,网络直播的生产过程不仅聚集着用户的个人因素,还渗透着直播平台在盈利目的下的使用规则设计,以及国家权力对直播内容的监管。网络直播间的内容生产既是直播平台权力博弈的表征,也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因此,本研究以网络直播间的传播内容为切入点,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指导,通过对4位秀场主播的网络民族志观察和对20位网络主播的深度访谈,在用户的个人行为、直播平台的制度化设定和政府部门的管理方式中分析三者在直播场域中的资本和惯习,以此为基础考察网络直播在内容生产过程中体现的权力博弈。基于以上研究设计,本文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为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缘起,通过文献综述聚焦研究问题,明确从用户、平台、政府所对应的社会权力、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三重主体开展研究,并对本文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进行了交代。第2章从用户角度考察直播场域的内容生产。通过对四位网络主播的直播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把握网络主播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资本、惯习,以此考察用户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网络直播实时传受以及强互动性特征使直播内容高度即兴化和碎片化,网络主播的竞争资本生发于单摄像头传播所带来的画面凝视和原子化社会中个体寻求精神归属的需求,诉诸视觉的身体和诉诸精神的人格成为网络主播的两大竞争资本。网络主播的惯习通过话语得以体现,主播以污名建构话语挑动受众性幻想、以亲密关系话语强化受众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卷入、以游戏竞赛话语诱导受众消费,三种话语致力于提升主播与受众的情感关联,在营造社群的意象中为受众注入消费动力。第3章从平台角度考察网络直播平台的制度化设计问题。通过分析网络直播文本和典型案例,探讨直播平台在日常播出、受众打赏和产业合作等方面的逻辑架构,考察资本力量对直播场域的内容形塑是如何实现的。在传播设计上,直播平台以仪式化传播思路开展运营,通过“日常仪式”培养受众消费惯习、通过“竞赛仪式”强化受众基于消费的集体记忆、通过“加冕仪式”制造虚假意识形态;在观看设计上,平台建立庞大的粉丝体系,试图将网络连接的弱关系变为强关系,以受众消费生成虚拟的关系权力等级;在产业设计上,平台与文化中介人展开合作,使网络主播成为能够被批量生产的变现工具,并在制造虚假数据诱引真实流量。虽然直播平台不直接参与内容生产,但通过制度化设计,平台的资本逻辑深刻渗入用户的使用习惯,主播的资本形塑和话语体系都能够从平台制度设计中寻得根本解释。第4章从政府角度考察政治权力对网络直播的介入问题。本章首先从技术哲学的视角出发,分析网络直播技术如何给政治权力带来挑战,其次结合政府对网络直播的治理方式和直播技术本身的有效性问题,考察政治权力与直播平台的复杂关系。政治权力是一切社会场域的“元资本”,一方面,多个国家部门持续出台政策强化管理,但政策的落实并不严谨;另一方面,通过“约谈”等方式,国家在诉诸制度的政策约束外建立起诉诸对话的弹性管理空间,这种严宽并济的方式显示出国家对网络直播的矛盾态度和对新兴传播媒体规训的探索。直播平台在国家导向与企业责任意识下开始制播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以迎合政治需要为平台运营塑造合法性,进而为商业运营寻得自洽逻辑,因此,即便网络直播问题不断,直播平台依然茁壮发展。第5章基于2、3、4章的分析,结合用户、平台、政府三者在网络直播场域的行为惯习,探索网络直播场域的权力博弈逻辑,以此挖掘网络直播乱象不断却飞速发展的根本因素。在资本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方面,直播平台所代表的资本权力对社会权力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以权力的隐身而非压制方式对大众进行控制。平台表面上将技术使用权赋予大众,实则牢牢掌握符号环境的生成权力,通过构建现实生活之外的符号世界并为之注入商业意义,资本权力先验性地将商业化的直播价值标准注入用户意识框架,塑造着用户看似理性、实则受控的使用惯习。通过商业分成将网络主播纳入利益共同体,直播平台在主播的权力代言中建立稳定的关系结构和经济连接,资本权力由此完成隐身过程。在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博弈方面,作为资本主体的直播平台占有直播技术,失去技术所有权的政治权力对资本主体展开支配性规训。资本主体在“安抚”与“拉拢”政治权力中迎合政治需求,获取政治权力之认同,甚至通过“生成性规则”将资本运作逻辑与政治需求进行意义嫁接,在政治权力中建立富于生长性的力量。通过软性的、建立在认同和需求之上的权力生命化方式,资本权力对政治权力的支配性影响进行反制,并在其中获得资本增殖的高度自主性。在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方面,直播平台的资本逻辑几近磨灭网络直播的公共性潜能,极个别社会主体依靠自组织力量进行孱弱的公共直播实践。然而悖论的是,当政治权力训示直播平台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并对网络直播这一新兴传播技术抱有传播需求,来自社会主体自发形成的公共化直播力量成为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双刚需”。在资本浪潮对网络直播的深度卷入中,政治权力应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和资源建设激活社会权力行动通道,充分发挥社会权力在维护公共利益和抵抗资本侵蚀等方面的社会作用。第6章考察网络直播场域对相关场域的影响。聚焦于相对具体的文化生产场域和相对泛化的日常生活场域,结合网络直播特有的消费模式和虚实混杂的文本形态带来的影响进行论述。本章主要持批判立场,对直播平台所代表的资本权力更为隐蔽地控制大众消费,以及拉拢政府为自身建立更坚固的合法性的后果进行反思,使本研究的思考不局限于网络直播这个单一场域的权力博弈,而是站在技术如何重构人类生活的角度,对新媒体平台在技术与资本联姻下所具有的新型媒介权力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