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个人信息逐渐成为了社会生产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个人信息的保护和利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中蕴含的商业价值逐渐被重视,个人信息在被广泛商业利用的同时,其安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如何既能实现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又不损害信息主体的合法利益成为全球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相比一般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承载着信息主体较高的人格利益,一旦泄露将会给信息主体带来不可逆的损害。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下,一方面,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另一方面,敏感个人信息的应用风险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仅依靠传统告知同意规则下的私力救济不具备现实基础。因此,我国学者提出突破传统的二元保护模式,构建“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监管机构”为主体的三元保护模式。本文沿用这一观点,通过研究敏感个人信息的监管现状,指出我国目前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监管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域外的经验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文章写作脉络如下:第一章,介绍敏感个人信息的现行保护框架,即告知同意规则。分析该规则背后的理论基础,并以“郭某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一案,说明该规则在敏感个人信息领域存在的困境,由此引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即构建“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监管机构”为主体的三元保护模式。第二章,从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政府三个层面介绍引入政府监管的原因,同时,由于本文主张构建三元保护模式的观点,并非取代告知同意这一二元保护模式,因此,本文将对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指出三元保护模式中政府监管的定位。第三章,分析域外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的现行规定和监管现状,主要从监管依据、监管主体、监管措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为下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适合我国的监管经验奠定基础。第四章,分析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对敏感个人信息领域的监管现状,总结出我国在敏感个人信息领域的监管困境,尝试以监管的方式完善告知同意规则,并结合域外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监管措施,提炼出适合我国的监管措施。结论,在经过以上的分析之后,从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监管机构三个层面补充告知同意模式的政府监管运用;同时,从监管依据、监管主体、监管措施等方面出发,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管制度,以保障监管机构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价值,实现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