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违法事件为数不少,仅作者详细描写的就有75件。其中来自统治层的有13件,来自被统治层的有62件。统治层的违法行为数量虽少却不可消解,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体制原因。封建皇权体制中,拥有极权的皇帝以及拥有特权的官僚统治集团的违法行为往往难以被公正的惩罚,司法不公令人民不满,整个权力集团对下层民众残酷的单向政治压制使阶级矛盾始终存在,人们难以原谅欺压自己的统治者。二是统治层整体腐坏的客观现实。在执法过程中,统治层常因金钱、权力、人情关系而枉法,普通人寻求公力救助的途径被堵塞,对统治层的仇视与日俱增；在行政方面,从皇帝到中央高官再到地方官员,皆是昏庸贪暴之辈,他们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其罪行自然难被原谅。三是权奸迫害忠良行为的可憎。象征忠义的英雄被四大奸臣迫害致死,英雄悲惨的结局使读者对奸臣的憎恨达到顶点,那些无耻的罪行更是不能被饶过。被统治层违法行为数量众多但可被消解,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儒家复仇思想影响下的世俗复仇观念对水浒英雄违法行为的认可,使普通百姓甚至统治者都对复仇行为持宽容态度,水浒英雄的复仇性犯罪极容易被宽谅。二是对“义”的渴望使读者愿意原谅水浒英雄的罪行,《水浒传》所表现的正义之“义”,团结之“义”,忠义之“义”,乃至江湖之“义”,都是作者赞美的对象,影响到读者,自然而然的原谅了他们因“义”而导致的违法。三是对水浒英雄“快活”人生的向往使读者愿意原谅他们的违法行为,英雄们的很多过激行为被当做了实现快活人生的合理方式,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被忽略了。四是作者独特的详略叙述方式。作者有意对水浒英雄比较合乎情理的违法事件详写,对恶性犯罪行为略写,试图淡化其负面形象,达到消解的目的。以法律视角观察梁山世界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对抗国家主义的王伦时代,这是名副其实的造反贼寇的时代,但这一时期开创了梁山事业,揭开了昏君奸臣祸乱天下使有志之士走上抗争之路的序幕；远离国家主义的晁盖时代,这个时期本想与国家主义保持距离,却意外的形成了与国家主义对抗的局面；回归国家主义的宋江时代,儒家忠义思想对宋江的深刻影响使其必然要回归合法,他为此苦心设计了三大步骤,但思想的被束缚以及所在阶级的局限性使宋江所率领的梁山军在走向合法的同时也走上了末路,作者没能为乱世中的英雄找到出路,却在燕青等人的身上暗示了方向。解读《水浒传》不同阶层的违法行为,是为了获得对社会人生的启示。当政者读《水浒》,需知“乱自上做”是社会动荡的根源；民众读《水浒》,欣赏的应是英雄为国为民的义举和勇于抗争的精神,同时要理智的认识到某些恶性犯罪的不必要以及斗争的彻底性；我们今天的社会要消除“乱自上做”和“以暴除暴”得以产生的环境,建设民主公平法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