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是中国古代美学、文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范畴，但在长期的研究和使用中，却出现了多种术语共同指称一个范畴的“杂语同名”的现象。由于王国维和宗白华是促成中国传统“意境”理论向现代性审美转换的关键人物，因此，王国维的“境界”说、“意境”说和宗白华的“意境”研究，分别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立足于对王国维“意境"说、“境界"说和宗白华的“意境”说的比较研究，对王国维的“意境”、“境界”说和宗白华“意境”说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与审美内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对比分析。 本文认为，王国维对“意境”、“境界”的探寻，起源于他对“人生之问题”的探索。他的“意境”说和“境界”说就是为了对答和回应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课题，即“文学(对人生)之直接之慰藉如何可能?”因此，王国维“意境”、“境界”的提出，实即其诗词创作的理论提升，是其诗学、词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宗白华“意境”的探寻，则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使人们复返“失去了的和谐，埋没了的节奏，重新获得生命的中心”。 由于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和价值取向，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王国维结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在综合叔本华、尼采等的基础上，形成了“势力之欲”为根柢的艺术本体观，宗白华则在综合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传统“意境”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生生而有条理”的艺术本体观。当他们以此为出基点来考察传统“意境”理论的时候，他们对传统“意境”理论的阐释便具有了不同的审美内涵。王国维的“境界”是在“势力之欲”推动下的审美主体，在“自由游戏”的状态中，对审美对象的“势力之欲”进行的“本体之悟”，是一种“意与境浑”的本体性存在，而“意境”实质上就是讨论此审美之“境界”如何表出的问题。宗白华的“意境”说则认为，宇宙生命同具“生生而有条理”的节奏，但人生总是被物欲与现实的功利所遮蔽，这种对生命本真的回归就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们只有在审美的状态中，以“虚静”之心，才能去映射、体合天地万象和宇宙生命的节奏，由此而形成的“本体澄明”之境，即“意境”。 在王国维，“意境”、“境界”之“根柢”，在“势力之欲”，而“势力之欲”与叔本华“生命意志”和尼采“强力意志”及席勒“精力剩余”极为相似，是一种无目的无方向因而绝对自由的运动，这种生命意志落实于形而下的“生活之欲”与“现象之知”之中，常受到某种阻碍与限制，从而形成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因此，王国维的“意境”、“境界”，是一种隐含着矛盾与冲突的主“动”的审美型态。这表明王国维对以“和谐”为美的传统“意境”理论审美观念的突破，对中国传统“意境”理论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次“出走”。宗白华则要将这种绝对自由盲目的生命意志纳入“生生而有条理”的和谐的形式之中，这样的艺术“意境”，启示了一个万象纷纭、生气贯注而和谐圆融的宇宙境界，是一种主“静”的审美型态。这表明宗白华在“意境”阐释中对以“静”为主的传统“意境”理论的“回归”。 然而，宗白华的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这个“回归”的过程与王国维“出走”的路线最终是殊途同归，都包含着现代性审美的特征。这种现代性审美的特征，在王国维是对“情感”的张扬，在宗白华则是对“节奏”的凸显。王、宗二人正是通过对“情感”的张扬和“节奏”的凸显，完成了对传统“意境”理论生命内涵的拓展，形成了传统意境理论向现代性审美转化的契机。 由于王国维和宗白华对传统“意境”理论的现代阐释是建立在对“东渐”过程中的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借鉴和批判基础之上的，而康德等人正是促成西方现代性审美的发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与宗白华对传统“意境”的现代阐释与西方现代性审美的发生的交流与融合。同时，由于王国维、宗白华又都在对尼采之“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富有创意的改造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入”与“出”，“醉”与“醒”，这又表明了他们对传统“意境”理论“本体同一”与“审美静观”思想的继承。综上，从王国维到宗白华，“意境”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出走”到“回归”的进程，在不断的探索中，传统“意境”理论实现了中与西的融合，古典与现代的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