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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食品消费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备受学界关注。城市化推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就餐方式以及人口流动格局的整体演变,进而影响食品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针对上述问题,本论文围绕我国居民在家就餐、在外就餐以及流动人口食品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采用蒙特卡洛模拟、统计回归与差异检验、贝叶斯模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等方法,定量解析城市化对居民膳食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碳足迹)的影响,揭示食品消费碳足迹变化的驱动机理,并剖析人口流动和膳食结构空间差异耦合作用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为我国居民食品可持续消费和气候变化减缓提供参考。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采用居民膳食调查数据和生命周期文献的碳足迹参数,核算并分析了居民在家就餐碳足迹的时空变化;通过案例揭示城市化、食品可达性与在家就餐碳足迹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2004-2011年,我国居民平均在家就餐碳足迹从3063 g CO2e cap-1 d-1增加至3365 g CO2e cap-1 d-1;动物产品平均消费量增加26%,而植物源食品减少3%。12个调查省份的居民在家就餐碳足迹变化范围为2210-4443 g CO2e cap-1 d-1;各省动物产品平均消费量(163 g cap-1 d-1)仅占家庭食品消费总量的15%,但其碳足迹占食品消费碳足迹总量的36%。不同食品可达性对家庭动植物食品消费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p<0.01);在家就餐碳足迹随食品可达距离增加,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案例分析表明,不同城市化水平对食品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p<0.01),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区其食品空间可达性并非最好,而是城市化水平为中低等的社区其各类食品空间可达性最好,步行可达时间仅为4-9 min。(2)基于调查数据构建城市化水平等级,通过回归分析对比了城市化对在家就餐和在外就餐碳足迹的影响;研发贝叶斯信念网络模型,识别影响在外就餐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与在家就餐的食品消费量相比(1088gcap-1 d-1),在外就餐的食品消费量更少(948 gcap-1 d-1),但产生的碳足迹比在家就餐高出314 g CO2ecap-1 d-1。城市化对在家就餐碳足迹结构的影响更大,在家就餐动植物消费碳足迹之比的边际效应是在外就餐的1.3倍;由最低到最高城市化等级,动物产品在家消费碳足迹增加近4倍,在外消费碳足迹增加约1倍。构建的贝叶斯信念网络模型,预测在外就餐可能性的精度为89%;模型敏感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宏观地理因素而言,职业和收入个体因素是影响我国居民在外就餐的关键因素。(3)基于省际膳食结构差异和人口流动数据,量化了流动人口饮食文化适应引发的碳足迹变化;构建回归模型,揭示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食品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并剖析流动人口的食品消费碳流与商品贸易隐含环境影响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南方省份的居民动物产品消费量显著高于北方省份(p<0.01),且其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差异小于北方省份。省际流动人口饮食文化适应使全国膳食碳足迹平均增加21 Mt CO2e yr-1,其中,74%的碳足迹增量集中在南方5个沿海省份;水产品和牛肉的消费量增加共同贡献了碳足迹增量的75%,而减少的谷物消费量抵消了 44%的碳足迹增长。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恩格尔系数能更有效地解释流动人口食品消费碳足迹变化,省际恩格尔系数之差每变化1%,流动人口的人均每年碳足迹之差相应变化18-34 kg CO2e。此外,我国流动人口食品消费碳流与区域商品贸易隐含环境影响为正相关关系,表明人口食品消费碳流和商品贸易环境影响在空间方向上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