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市场与无限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尽管有些国家之间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使得同盟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减少,但其他非同盟国之间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的数量却大幅增加。针对一国出口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如何促进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一直都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而出口边际的增长方式可以解释贸易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对此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壁垒与出口边际之间的关系,以求寻找更好的出口路径和应对措施。而现有文献大多考察关税壁垒与对外出口之间的联系。观察到中国已遭遇残酷的反补贴措施,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了对我国出口二元边际的新影响因素。本文借助多种贸易效应的视角,对反补贴措施产生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并从产品角度出发,将HS-6分位产品代码归并到海关分类的22类产品之中,计算了每类产品在2004年至2016年之间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通过实证分析法,运用4个反补贴措施代理变量来测算中国产品遭遇的反补贴状况,在纳入一系控制变量的条件后,加入时间固定效应与产品固定效应,实证考察了反补贴措施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诉讼发起时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产生负向效应。而在之后,贸易伙伴发起的反补贴措施对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反补贴措施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有显著地促进效应,但对扩展边际则有抑制效应。为了探究反补贴措施出口二元边际是否有持续性影响,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两期,运用广义矩估计(GMM)解决内生性问题,定量考察了反补贴措施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持续影响。研究发现,除了 Initiation变量不显著,其余代理变量均对反补贴调查产生显著影响。计量结果还表明,反补贴措施对集约边际的促进效应要小于扩展边际的抑制效应。为了保证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需要中国各行各业探寻内外均衡的发展道路,国家可以加强与贸易伙伴的友好往来,促成与其他国家自贸协定的签署,参与反补贴诉讼等积极的方式应对反补贴措施,以减少将贸易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