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于1984年对艺术终结论的重提,意外地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既与丹托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关,但更大程度上是源于丹托阐发艺术终结论的独特视角。他一方面从分析美学中获得了重新界定艺术的建构性契机,另一方面又沿袭了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思考维度,在历史哲学的辩证视野中去考察艺术终结的原因,尤其强调艺术形态的历史性变化与艺术观念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如此,他还洞察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危机所在,对当代艺术和相关的美学问题进行了分析,由此将艺术终结论引向对人性的终极思考。丹托的艺术理论具有一定的逻辑连贯性,其各部著作既突出了各自主题的独立性,又与其艺术终结论保持着奠基、承续或发挥的关系。丹托艺术终结论的内涵正是在丹托自身的写作思路中逐渐清晰并且深化的。在丹托早期的论著中,他初步提出了对艺术问题的一些看法:艺术品是根据一些不可见的因素来区别于日常用品的。对这种不可见的因素的多种解释中,丹托明确了艺术品的历史地位在艺术品身份确认中的作用,而这种“历史”又表现为由各种历史可行性所制约的“阐释”。这既关乎艺术自身的发展,又与艺术自身的理论氛围密切相关。当艺术发展到不能用感官辨识时,艺术就提出了其自身的哲学问题,艺术由此通过自身的哲学自觉而达到其终结及身份确认,艺术开始走向一条自由的发展之路。这就是丹托艺术终结论的主要内容。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是其自身理论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时受到了同时代的诸多理论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20世纪爆发的艺术“终结”狂潮中其他美学家的多种艺术终结论,还有与丹托同作为新维特根斯坦主义反对者的乔治·迪基的艺术惯例论。比较这些理论与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将有助于凸显丹托艺术终结论的特殊性。丹托艺术终结论的意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展现出来的。与其说丹托的艺术终结论破除了美与艺术的习惯性联系,不如说它使以感性学为特征的美学回到了聚焦艺术自身的艺术哲学,由此在本体论上为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也给予了人性以丰富化和自由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