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斥着不确定性和震颤感的时代，人文科学不免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尴尬。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而理论往往捉襟见肘。文学的生存空间逐步被挤压，文学研究的合法性持续地受到挑战。如何从既有的思想传统之中发掘出相当有效的资源，或者创造出崭新的致思路径以应对此情此境，成为每一个文学研究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宗法于德、法形而上学的文学研究范式被后现代思潮所解构。美国学者莫莱蒂置身于这样的语境之下，尝试从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弥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裂痕，从而为文学研究带来一股新鲜之气。具体而言，他将文学与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统计学、哲学等等学科的知识资源整合在一起，提出了“远距离阅读”理论。基于该理论，莫莱蒂致力于思考文学形式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文类与空间的关系以及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同时，他的致思构架也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特色。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由于国内关注莫莱蒂的文献几乎寥寥无几，所以本文必须进行双重操作:介绍、描述其文论思想;阐释、评价其文论思想。　　本文除了绪言和结论之外，共以六章来呈现莫莱蒂的文论观。第一章详细论述莫莱蒂的远距离阅读方法的来龙去脉、具体内涵、相关操作方式及使用范围。远距离阅读法乃莫莱蒂为回答文学领域的“大量未读”作品缘何消失不见和世界文学体系的建构而提出的。它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相对。简单地说，远距离阅读方法是指系统地运用定量图表、地图和树型图处理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它以文本为参照，更多地关注文类、体系或技巧、修辞。与细读重视经典和单个文本、排斥文学之外的因素不同，远距离阅读坚持一种开放的视野，力求颠覆经典与非经典、伟大作品与平庸之作、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等级结构，并始终把文本群/文本系列作为主轴。当然，对莫莱蒂而言，远距离阅读法同细读法并行不悖、互为补充。为了更清晰地阐明远距离阅读法，文章直接援引了莫莱蒂绘制的部分图表和实例。然而，奠定方法论只是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第二章到第五章让文类/形式概念穿针引线，勾连莫莱蒂的主要研究对象:形式、空间、文学史以及三者的关系。与第一章相似，第二章也属于为后面三章的论述做准备，只不过它涉及到的是研究对象。文章从莫莱蒂在《现代史诗》里的一连串疑问出发，引出文类问题。它先追溯了文类概念的观念史即历来各家各派对文类的界定。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文类的权力在19世纪末终至衰落，在20世纪基本上被“文本”概念所取代。但是，文类自有其不可磨灭的魅力。事实上，19世纪的文体分类学损害了文类应有的价值。莫莱蒂认为，文类和技巧是形成文学史的力量。因此，“回归文类”似乎成了莫莱蒂必然的理论诉求。巴赫金、托多罗夫、弗莱、韦勒克、詹姆逊等人的理论和实践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返归文类的必要性。　　第三章从“小说对民族国家的象征”、“小说阅读城市”、“乡村故事的圆形结构”三个维度阐释了“形式生产空间”的命题。它作为莫莱蒂的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层面，处理的是虚构的空间。叙事作品对空间具有丰富多彩的想象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叙述结构:二元对立、三极、多极共存、圆形结构。在论述该问题时，莫莱蒂始终以其他学者绘制的真正地图为参照，从叙述流中抽取一些因素，放在地图上，然后进行阐释。空间不再仅仅是文本故事借以发生的背景，而是形成叙事的动力，制约着文类的风格。莫莱蒂指出，发生什么取决于在哪里发生。由此，文学不再被界定为模仿或反映现实，而是人类象征/想象现实，或者说把握复杂现实的手段。从方法论而言，他将文学地理学（地图、空间、结构）和文学社会学（民族国家、城市、乡村）奇妙地绾合在一起。　　第四章涉及到文学地理学的另一层面:真实空间中的文学。“空间生产形式”命题并非指叙述作品所对应的现实空间。它主要讨论小说的传播与叙述市场的形成。莫莱蒂以小说文体为核心，借助书籍史的方法，考察了图书馆、民族国家以及世界等大大小小的空间对小说传播的影响。总的说来，空间的规模制约着形式的数量、类型、读者选择的余地。莫莱蒂得出了一些颇有启发的结论，然而其局限也是存在的。人们必须清楚，作为一个欧洲文学的研究者，莫莱蒂即使在研究中涉及到亚、非、美三洲的部分国家的文学，但不代表他就认同它们的文学。换句话说，至少在面对非欧洲国家的文学时，莫莱蒂充满优越感。一部《现代史诗》就足见莫莱蒂试图把全世界文学纳入一种审美理想、阐释框架的野心。这跟他一贯坚称自己偏好多元的阐释模式是矛盾的:方法论与价值立场的悖反。　　第五章立足于三个基本点阐释莫莱蒂的文学史观。莫莱蒂以长时段为总体时间背景，把握文学史的整体趋势;从达尔文式进化论入手，揭示文学史演化的动力、机制、规律;而两者皆在为建构以文类为核心的新文学史景观做奠基。不论是哪个方面，都跟惯见的文学史有所差异，显示了文学史书写的新动向。这次，他把小说、悲剧、现代史诗纳入到同一阵营之中。不过，主角仍然是他所熟稔的小说。除此而外，在多数情况下，莫莱蒂的注意力并不在单个文本。文类才是他关心的。　　第六章着力于反思莫莱蒂的文论思想。这项工作主要从跨学科视角、形式、文学史等层面入手。首先，它从当代文学面临的危机出发，考察莫莱蒂坚持的理论是否对应对那些挑战有所启示。另一方面，它也从跨学科角度去阐发莫莱蒂的文论的意义。莫莱蒂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寻找平衡点。其次，纵观西方和中国的文学学术圈之总体趋势，对形式有种矛盾的态度:既爱又恨，尤其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扑倒之后，继之而起，符号学、叙事学似乎催生了形式主义（广义）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各种“后学”以及文化研究逐渐远离形式，更着重于各种价值系统的解构与重构。莫莱蒂自始至终都致力于使用自己的新方法，回答文学形式与社会之间存在的诸多问题。由于莫莱蒂被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而他又自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文章因此对莫莱蒂的文论思想进行了一个定位。最后，鉴于文学史观本身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重大意义，文章分析了莫莱蒂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史观的承继和反驳，接着展示了他与普瑞德加斯特之间的对话，再与约瑟夫·卡罗尔的文学达尔文主义作比对。　　文章的创新之处有几点。第一，系统地梳理、重构、阐释、评价了莫莱蒂的文论思想。这带有一点补白性质。第二，以远距离方法为支点，以文类为线索将莫莱蒂的主要文论观串联在一起。第三，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考察莫莱蒂思想的启示。第四，结合中国的文化语境，审视莫莱蒂文论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本文的缺点亦是相当明显的。一方面，由于对莫莱蒂已出版著作的掌握还不够充分，致使有些结论下得比较武断，甚至有些地方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存在着对莫莱蒂的文论观囫囵吞枣的情况。对“形式生产空间”、“空间生产形式”和“形式是文学中唯一真正的社会因素”之类命题的思索还不够深入。而且，在对莫莱蒂的文学史观的理解和解读方面，文章所应该做的工作远远不合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