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伯里克利外交政策产生的时代背景、战略构想、政策实施、转型与终结及其性质和历史贡献等六大方面来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探讨。第一章主要探讨了伯里克利初步政坛的时代背景。第一,自希波战争以来的雅典与斯巴达的外交关系演变。斯巴达不希望看到雅典的崛起,甚至试图通过武力手段来遏制雅典,最终导致两国同盟关系在公元前462年正式破裂。第二,雅典与波斯以及提洛同盟的关系。在公元前478/7年提洛同盟成立以来,雅典便成为了反波斯战争的正式领袖；在反波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波斯反扑的可能性日益减弱的情况下,雅典需要为提洛同盟的继续存在寻找新的合法性。第三,希波战争以来雅典外交传统的演变。雅典最初遵行了泰米斯托克利既反斯巴达又反波斯的全面扩张路线,随后遵行了客蒙亲斯巴达反波斯的海上扩张路线,但在波斯远去、斯巴达反目的背景下,雅典该如何应对这种新形势昵?这个问题成为了考验当时雅典政治家的一块试金石。第二章论述了伯里克利早年在外交政策上面的选择以及其个人外交理念的逐步成熟。首先,伯里克利遵循泰米斯托克利路线,积极参与公元前462年之后的反斯巴达战争；尽管雅典在这场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然后,认同了客蒙路线,并与客蒙共同主导雅典政治事务；公元前454年雅典远征军在埃及遭遇灭顶之灾和公元前451年雅典进攻塞浦路斯未果而撤兵,从实力和信心表明雅典无力攻入波斯帝国的传统统治疆域,反波斯战争难以有实质性的改变。面对形势的变幻,伯里克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战略构想,也即：以放弃进一步的武力扩张为条件、以与斯巴达和波斯实现并维持和平为手段、以巩固雅典既得利益尤其是提洛同盟的安全与稳固为目标。第三章探讨了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的尝试与成功。由于波斯帝国无意于继续战争,雅典顺利地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签订了卡利阿斯和约,实现了与波斯的和解。为了实现与斯巴达集团的和解和赋予提洛同盟以新的合法性,伯里克利倡议召开泛希腊大会；斯巴达集团不满现状,拒绝了伯里克利的善意邀请。为了满足斯巴达集团的要求,在公元前447年彼奥提亚贵族革命成功后,伯里克利决定放弃雅典在希腊大陆的势力范围,以换取提洛同盟的稳固,并最终在公元前445年成功与斯巴达集团签订三十年和约,实现了希腊世界的普遍和平。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44/3年将图里伊殖民活动泛希腊化,以便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基于和平的实现,雅典对提洛同盟进行了改革和强化,促使提洛同盟由国家群向着国家实体转变。第四章主要探讨了伯里克利在战前一系列强硬中带有谨慎的外交政策、战争爆发的责任以及战争爆发后伯里克利所主张的有限战争战略。公元前435年科林斯和科西拉爆发冲突,旨在吞并科西拉的科林斯试图改变希腊世界的海军势力格局,这对提洛同盟的稳固造成了极大的潜在威胁,伯里克利和雅典便表现出强硬态度；斯巴达集团也同样不妥协,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尽管伯里克利本人不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但是其外交政策的“示弱”表现,使得敌对势力倾向于低估其国力,从而在解决冲突过程中采取强硬态度,不断激化矛盾,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面对战争的即将爆发,伯里克利提出了他的有限战争战略,试图凭借雅典的海军优势和经济优势来赢取战争；但是,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29年病逝后,雅典的战争策略发生严重摇摆,导致了重大的军事失误和惨败,最终战败。第五章对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论证。笔者首先从“雅典帝国”一词的产生、帝国概念的界定上,来否定提洛同盟是帝国并否定雅典对提洛同盟的领导是帝国统治,尽管它带有一定的帝国色彩；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分析了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的和平性。其次,笔者对泛希腊主义的内涵进行了考辩,认为泛希腊主义存在于理念上和实践上两个不同层面,伯里克利外交政策在实践上积极推进着泛希腊事业的发展。结语部分论述了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的历史贡献,它使雅典和其余希腊世界获得了双赢。首先,正是由于伯里克利坚持不懈地推行旨在实现和平的外交政策,才得以使希腊世界实现了普遍的和平,并由此推动了希腊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其次,雅典是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的最大获益者,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促成了雅典的民主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从而将希腊文明推至辉煌的巅峰。总之,本文对伯里克利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论述,它有助于学界进一步研究伯里克利和重新解读伯里克利时代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