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50多年间,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这期间伴随着中国固有的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丧失,列强瓜分中国狂潮风起,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一方面,开始放弃“厌朝”优越感,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大清作为万国之一员与列强及他国交往。另一方面,放弃边疆与民族地区的因俗而治与羁縻政策,变更藩部治理模式、关注海疆、解禁东北,并陆续在新疆、台湾、东北地区实施与内地相同的行省制度。与此同时,蒙古、西藏等地区也开始了筹议建省,使原本具有多样性特征的清帝国,其版图逐渐地被整合到一元化的中国里。这既是清政府在以西方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持续冲击下,应对边疆危机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型,也是清政府对边疆地区所持续执行的均质化政策的结果。　　 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是清政府变革边疆地区统治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与清末国家观念的衍变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了中国的海疆危机,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东北、西北及北部边疆的大片领土被割占,中国的领土主权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870年代,中国边疆更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以1874年日本对台湾的领土要求和清廷内部的海塞防之争为契机,清政府传统的边疆理念开始发生转变。在列强的冲击下,清政府也开始慎重考虑对边疆统治方式的变革。　　 新疆之所以成为最早建立行省体制的边疆地区,一是由于阿古柏入侵叛乱被平定后,原有的军府体制已荡然无存;二是新疆建省所具有的思想基础比较深远。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曾提出过具体的建省计划,之后魏源、朱逢甲、左宗棠等都有新疆建立行省的设想;三是几乎未遇到来自地方上层的阻力。当然新疆建省也并非一帆风顺,主要是在清廷决策中遇到了阻力,反映了清政府在传统与变革中的犹豫和彷徨。1884年清廷谕令新疆正式建立行省,首任巡抚刘锦棠采取了一系列以建省为核心的改革措设,使新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建省前有了显著的不同。新疆建省被称为“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无论对边疆其它地区的示范作用,还是对于新疆的长治久安、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及其深远的意义。　　 早在乾隆年间,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吴金就曾提出台湾建省,但未得到清廷的重视。清政府所注重的是台湾的防内问题,而对台湾的对外海防战略地位显然认识不足。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其对台湾消极的统治方式和它的重要地位之间的矛盾变也得严重起来。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最终促使了清廷在台湾建立行省体制的决定。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台湾的防务,发展当地的经济。台湾建省后的诸多措施,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海疆与陆疆在走向近代化中的不同路径。　　 如果说新疆和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方式变革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东北建省则是这个变革的另一阶段。经历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认识到仅仅靠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技术是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的,从而开始自觉地从西方近代国家的理念中寻求思想支持,开始了体制的革新。随着近代主权国家观念日趋渗透,清廷开始懂得用近代国际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国家观念也日益成熟。逮至1901年“新政革命”狂飙突起,西太后在发布新政上谕中,已用“中国”之国名代替以往惯用的“大清”之号。东北建省是在晚清新政过程中实现的。庚子事变之后,日俄对东北处心积虑的侵略野心,已经见诸于行动,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东北原有的旗民二重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愈发严重,对事权的彼此擎肘造成了管理的脱节与僵化,这是东北官制改革的内部因素。基于内外这两个因素,清政府将东北正式纳入行省系统。晚清东北官制的改革,从光绪初年崇实开始,中经赵尔巽,完成于徐世昌,这是一个逐渐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从而使东北地区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近代国家机构的特点。由于和新政相交织,东北官制改革在边疆建省地区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　　 清朝在与近代西方世界秩序的对峙中,通过在边疆地区建立行省体制及在蒙古、西藏、西康筹议建省过程中所采取的内地与边疆均质化的各项措施,不仅将其版图逐渐地整合到一元化的“中国”之中,而且还通过同质性、排他性的领土主权的确立,将传统中国改变为近代主权国家。　　 基于对研究内容的理解,本文由序章、正文4章、结章共计6章构成。其中,序章主要对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课题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予以交代。最后对先行研究成果给予检讨,并对研究资料加以评述。就正文部分而言,第一章考察了建省前的国内、国际背景;二、三、四章分别对新疆、台湾及东北地区的建省前后情况进行了论述;结章对三个地区建省特点情况进行了简单概括并探讨了边疆建省在国民国家构筑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