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军力不足,二是财政困难。军力不足,不仅造成甲午战争失败,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后,与列强博弈过程中,也处处受制于人,甚至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而财政困难,则使清政府对内无法大力重整军队,对外无力偿还战争赔款。这两大难题,清政府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而甲午战争中国败于东方小国日本,也促使清政府反思自己的政策,下定决心进行改革。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因此,甲午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清政府就命胡燏棻建立定武军在甲午后,尽管清政府的财政极为困难,但仍将军队改革作为重中之重,采用西法编练了新建陆军和自强军,还在一定程度上重整海军,恢复了部分海军实力。同时,还兴建军事工业,改进武器装备。兴建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但财政对军事建设的制约也表现的非常明显,编练新式陆军的数量还非常有限,而且清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裁减旧军,以减轻财政压力。对军事工业,清政府曾试图民办。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仅能维持基本平衡。甲午战争的军费开支和甲午战后的赔款及赎辽费,远远超出了清政府的承受能力,为此清政府向西方国家多次大借款。但借款平摊到每一年,仍然数额巨大,而税收方面却难以大幅度增加,因此财政入不敷出,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一方面通过裁兵、核扣养廉、减平放款等方式支省开支,另一方面增盐、土药、烟酒茶糖等的税收。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发展经济。清政府财力有限,无力投资工商业,但又不想为外资所控制。因此,这一时期,清政府在铁路、矿务、工商业时,首先考虑的是吸引民间投资,甚至设立商务局,推动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在铁路建设民间投资热情不高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向外借债,但仍然尽量维护国家的利益。相对于军事和经济,清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改革积极性并不高。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这方面主要是兴办一些新书院和改良旧书院。在这些书院的课程里,都兼学中西课程。相比以前,更加重视西学。到了1897年末1898年初,瓜分狂潮兴起,清政府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不利,才下定决心,进行科举改革。在文科方面,增设了经济特科。在武科方面,增设了武备特科。本期改革与洋务运动相比。由于在甲午战争中受到冲击比第二次鸦片战争更大,因此清政府的改革决心也更大,而且清廷在改革中也表现得更加积极。洋务派既熟悉洋务,又掌握实权,因此在这两次改革中都既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又是改革方案的实行者,起主要作用。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财力大不如前,因此本期改革缺乏财力支撑,使改革困难重重。在军事方面,由原来海陆并重转为重陆轻海,陆军改革已经深入到了制度层面,而海军则停留在购买军舰上。经济方面,由官办为主,转为更为依赖民间投资,向民间开放铁路、开矿设厂等领域,兴办铁路由洋务时期的犹豫不决到毅然兴办。本期改革与维新变法相比。由于瓜分狂潮兴起,国际环境恶化,清政府急于摆脱困境,改革由平稳转向激进。维新派成为改革方案的主要制定者,而洋务派则仍然把持政权,决定者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维新派有着更系统完善的改革方案,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财政问题,使其改革方案具有空想性,整体方案难以真正完全付诸实施。相对而言,本期改革虽然平稳,但是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缺乏通盘改革方案,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晚清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外部的冲击,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莫不如是,本期改革也不例外。外部的压力一方面促进了清政府改革,另一方面也消耗了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为改革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在本期改革中,甲午战争促使清政府进行改革,但是却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而引发瓜分狂潮,实际上使中国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但是本期改革中,发展工商实业的政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军事改革也比较到位,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也有利于西学的传播,这些改革措施的是大方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