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租佃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作为绵延千年的制度，它关系到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与人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存续和发展。而唐中叶至宋代的租佃制度作为唐宋之际诸多变革中之最著者，它不仅是简单的对前代的自然地延续，更展现着新的时代特征:在国家保障产权关系明晰的政策思想前提下，唐中叶至宋代的农地租佃关系体现着地主与佃农以契约形式结成的经济关系。　　契约的签订和履行是保障租佃关系完整实施的基础，租佃契约中产权的流转及租佃关系中主佃双方身份的设立都要有赖于契约关系的达成，同时，租佃契约便体现着租佃制度与法令的安排的内在机制设计，因此，本文给出了一个契约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围绕着唐中叶至宋代的农地租佃关系，文章剖析了租佃关系中丰富的契约思想。　　对中国唐中叶至宋代租佃关系中契约思想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三个方面的史料来源。包括以法令制度表现出来的政策思想、以习惯、风俗等制度表现出来的契约思想以及唐中叶至宋代思想家对当时租佃状况的客观描述及主观看法。直接立足于唐中叶至宋代的租佃关系，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资料来源，本文拟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剖析唐中叶至宋代的租佃关系中的契约思想，包括思想中的经济学要素，也包括剖析某一特定租佃契约安排的机制设计获得的条件、存在的原因及发展的趋势。　　基于唐中叶至宋代有关租佃关系的思想材料线索，本研究基本按照如下逻辑进行分析:　　中唐时期，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国家用强大的政策法令来保护佃农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及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并使土地买卖以公开的形式畅通无阻。与此同时，土地所有者及佃农在竞争中日益感到“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现实生活压力。于是，租佃制度发展到中唐以后，主佃双方开始要求更为有序的竞争和利益保证。这便无疑要求双方遵循契约原则建立租佃关系。在国家保障主佃双方在农地租佃关系中权责明晰的政策思想前提下，以契约形式结成的租佃关系成为唐中叶至宋代农地租佃关系的主导形式。　　在国家政策法令及契约的规范与保护下，主佃双方根据他们所放弃的生产资源的某些权利来约定一个共同接受租佃契约安排，分享实际产出。此时，契约安排的选择便成为双方协议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在史料中发现，存在分成制与定额制的不同契约安排。原因何在？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及风险的概念，我选择契约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来解释不同契约安排存在的条件及发展的缘由。　　交易成本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租佃关系中，土地产权分散，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加之人们的有限理性及信息的不对称，这便无疑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使得交易成本一定存在。而且，无论哪种租佃契约安排形式，都必然会涉及到交易成本。通过理论与史料的结合，我们发现，主佃双方存在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的的契约思想，在丰富的契约条件下，通过调整契约安排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如果单纯的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视角理解唐中叶至宋代租佃关系中的契约安排，我们无法得出与历史相一致的契约思想内涵的解释，尤其是较高交易成本的分成制契约安排方式被采用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引入规避风险的假设。研究表明，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佃农经济条件差、缺乏基本生产资料和风险承受能力的环境较适合采用分成制契约安排。唐中叶至宋代特定的契约条件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理论推断。即无论对于地主还是佃农来说，分成制均是有效的规避风险的契约安排方式。另外，合理的契约安排必然会设计一个最优激励报酬机制来解决缔约当事人经济活动中的风险问题。显然，租佃契约安排中还存在着激励思想。　　如是观之，本文描绘了在契约规定与国家政策法令保障的前提下，在具有风险和交易成本的历史社会中，土地所有者和佃农如何选择契约安排的经济思想问题，并将所观察到的唐中叶至宋代的契约租佃关系，利用规避风险和成本最小化这两个经济目标来加以解释分析。笔者发现，无论是分成制还是定额制租佃契约，在节约克服某些交易成本的同时又暴露出另一些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又会面临风险和激励的两难冲突。通过对唐中叶至宋代租佃关系的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租佃契约安排的选择不是某一抽象契约条件的作用结果，换言之，在中国唐中叶至宋代时期，主佃双方对于租佃契约安排的选择是权衡了所有契约条件后的合理措置，体现着双方斟酌了交易成本、风险规避及激励机制后的理性经济行为。　　尽管在历史现实中的各种契约条件对契约安排的影响作用复杂，但是，对于唐中叶至宋代租佃关系中的契约思想这一问题的研究，利用契约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貌似是正确理解租佃关系的相对恰当的方式。因此，本研究具有实证性——力图解释在历史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契约安排的选择。　　然而，遗憾的是本文只能进行经验分析。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笔者并未搜集到唐中叶至宋代关于租佃关系的系统、有效的统计数字，定量分析各种契约思想要素对租佃契约安排的选择的影响，这或许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当然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数据，但毕竟是一个可供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