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以来,曾经粗旷式的高速发展模式不再行之有效。此时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协同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变得尤为必要,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市场分工深化的产物,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开始提升。本文正是依照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影响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相关研究。首先,本文梳理了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其中包含分工理论、企业价值理论和累计循环理论,然后根据三大理论梳理了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之后总结了核心区域和周围区域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核心区域在不同阶段主要受到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影响,周围区域同时受到核心区域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影响。其次,本文对2005-2017年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情况做了比照分析,随后通过对同期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选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不同阶段中,生产性服务业对剔除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增长直接促进作用是否会有显著差异,另选取了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来探究两者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剔除后的经济增长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分区域实证研究中,本文不仅探究了中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性,同时运用了聚类算法,依照生产性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总影响程度,将31个省份进行聚类分析,确定了省份间影响程度的差异和在地理上的分布,所得主要结论如下:一是全国范围内存在双门槛现象,随着生产性集聚程度依次跨越两个门槛时,生产性服务业对剔除后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依次放缓,而政府干预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均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剔除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二是分区域中东部地区对剔除后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程度要大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门槛值方面,东部地区要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剔除后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最低及集聚程度最低的中部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调节效应方面政府干预在三个地区均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剔除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仅在西部地区产生了阻碍作用。三是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程度在分布上东强西弱的格局不变,呈现总影响程度从沿海向内陆递减的地理分布。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远高于中西部,因此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作用最为明显。其中北京是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总影响程度最高的省份,天津和上海位列次席。最后,本文依照实证结果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我国应当在确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地位的基础上,确保完善的市场化环境,因时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深化区域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