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出生并成长于20世纪初处于英国政府统治下和畸形社会形态中的都柏林。尽管爱尔兰屈服于英国统治，但它从未真正融入这个国家。短篇故事集《都柏林人》深入当时的都柏林人最为真实具体的生活包括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结果显示全体爱尔兰人包括中产阶级均为权利被剥夺者。就有关研究看来，都柏林人所谓的“瘫痪”和“麻木”的根源仍有待发掘。与同时期爱尔兰相似，意大利受到国外势力操控但不具备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寻求解放的意大利民族激发安东尼奥·葛兰西以社会评论的形式阐释了他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一方面指出狭义的“国家”全面的操纵，另一方面也提出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革命的可能性和实践能力都存在于群众即“市民社会”之中。葛兰西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全面和精辟的视角解读爱尔兰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危机与希望。　　 乔伊斯指出爱尔兰的希望在于重塑“爱尔兰性格”。解救爱尔兰危机的根本方法是精神救赎，打破这虚假和强加的和平的幻象。亚当夏娃最初诞生于伊甸园时并没有罪的意识。尽管人类必须承受堕落的后果，但他们自身并不是罪恶的源头。《都柏林人》中的人物的行动都是出于在殖民社会中维系艰难生存的欲求和需要，因而不得不将社会的束缚作为法则和道德遵守。在畸形的社会系统的改造下，即使是正当的动机也只得在丑陋中实现。病态爱尔兰社会的另一镇定剂是天主教教会，教会通过愚弄民众维持其利益。因此“诱惑”——“伪天堂”——“救赎”是《都柏林人》的根本结构。　　 第一章主要讨论了英国政府的诱惑，也就是保证英国统治合法性的社会等级的全面政策，包括资本主义体系、现代化、媒体和法律的教育功能。如同亚当夏娃般天真的生活于原始简单环境中爱尔兰人民逐渐松懈了对入侵者的警惕，并走上了犯罪和救赎的道路。第二章是关于欺骗性的教会。爱尔兰天主教会偏离教义教旨，创造出一个虚假的天堂:自我安慰的迷信和消极回避心理。利用其在精神生活中的权威，教会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大大加深了国家民族的危机。尽管困难阻碍颇多，爱尔兰人民良心未泯，爱尔兰从未完全屈服于外国统治。第三章是关于爱尔兰知识分子。本土中产阶级的崛起与英国政府有复杂的关联，因而他们被置于被利用的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他们最清楚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他们不仅在经济更在政治观念上更为先进，因而作为弥赛亚拯救广大爱尔兰民众的责任落到了他们身上。天堂早已蕴含在真正的爱尔兰民族精神中。全书结尾极具宗教色彩，被高度地精神化了，揭示出乔伊斯的目的。精神上的启蒙是走向民族解放第一也是必要的一步。　　 由此可得，乔伊斯运用了研究大众文化的思维模式记录这120多人的活动。他诚实地描述了他们的善良和愚昧。他并没有使自己处于完全赞成或反对他们的立场。作为《都柏林人》的作者，他通过展示文化霸权和反霸权意识的完整图景履行了他的职责。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解读20世纪初爱尔兰殖民社会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