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大转折处”；且在文学的现代演进中,始终作为需要被对话的核心事件。对文学革命的深入理解不但具有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下文学的发展走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然而,在文学革命研究中,对其所处身的具体环境,即民初(民国初年的简称)的评价一直偏于负面。对民初文学界的理解很长时间停留在视其主要由堕落的南社文人、反动的清遗民诗文、逆历史潮流的鸳鸯蝴蝶派与黑幕派构成的认识水平。本论文则尝试以“共和语境”理解民初,借此反观晚清与“五四”,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论文并非要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民初文学,而是力求探析作为方法的民初。“民初作为方法”,不仅是要将民初作为研究对象,更希望通过研究这个时段,重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历史图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当时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它的历史,尤其是民初时段走向文学革命的契机。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考察作为历史话语的“民初”在文学革命史上被书写时的角色转换。“文学史”发轫之时,“民国元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文学史的时间意识和叙述框架。在民国视阈中考察新文学发生的文学史理路,是北洋时期著史者的共同体认,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亦十分常见,但此时受政治环境、文艺思潮、学术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学史中的“民元”记忆开始消逝。1949年以后,知识界整体上对“民元”的认识统一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内,其文学史形象沦为单一的政治想象。近二十年来,个别文学史对“民元”的认识已有所改观,但对“民元”界标之于新文学价值予以肯定的复归之路,仍在艰难行进。第二章,以小说这个最能表征现代中国的文体为切入口,借以呈现文学革命前的“民初”所具有的原点性的意义及其为新文学的发生积蓄的文化资本。在清代主流社会舆论里,小说被鄙夷的程度空前绝后；尽管晚清“小说界革命”受到知识界欢迎,但对民间士人力量的估计不宜过高。民国建立,国体由帝制变为共和,小说的创作、出版、购买与阅读在整体上实现了合法化；“小说”既被国文教科书采纳,也成为“文学史”观照的对象；女性破天荒地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并为掌控民初文坛的男性文人所接纳,使女性创作小说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接受。“小说是文学”观念的知识化与女性小说创作权的获得,都为日后的文学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第三章,以文学革命发生最重要的载体《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展示出文学革命的开启过程本身便置身于“民初”时段之中。《青年杂志》自创刊时就没有设立刊登旧体诗文的文苑栏,凸显出其与《甲寅》等民国初年政论类报刊的不同；虽亦发表过三篇旧体诗,但背后蕴含着编者求变的文学关怀；其对写实主义的译介与提倡是文学革命最原初的根基。现行的文学史对文学革命开端年的叙述,受制于新文学家的自我陈述,形成了十分固定的模式,造成了对方孝岳等所谓“折衷派”的压抑。1917年的文学革命,不仅没有形成赞同派、折衷派、反对派这样的格局,也不存在所谓的“改良”与“革命”两种路径的差异。第四章,侧重探讨新文学在民初时期是如何“运动”起来的。首先重估文学革命对民初文坛的批判。《新青年》同人批判的“鸳鸯蝴蝶派”专指民初以徐枕亚、吴双热等为代表的骈体言情小说；而民初小说家们同样对“四六体”言情小说及黑幕小说不满,可见,民初文坛与新文学的诉求之间并非没有融合之处。其次,剖析民初的“共和语境”之于新文学合法性建立的意义。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双簧戏”对文学革命的正面意义不大,亦未直接引出林纾的出场。1918年夏秋之际,文学革命在公共舆论中崭露头角；年末之时,已然声势日隆。但真正让《新青年》名声大震的关键时刻便是1919年春初的那场围剿林纾时的“新旧之争”,通过分析民初舆论界的态度,可以看到林纾败北的根源在共和话语。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以民初作为方法对重写文学革命史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并对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予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