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是一个既旧又新的历史话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应对时的历史困惑,及这一困惑在金融改革日渐深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是如何体现的?许多关于国有银行风险的历史陈述都收敛于国有银行的制度层面,但是分析的路径却是发散的.这一现象直到张杰在最近区分出银行的内生风险与外生风险之后才有所改变.张杰的探讨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对制度性风险的划分很重要,这不仅因为它是理论分析的基础,还在于它为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化解提供了依据.本文由制度效力问题的讨论展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稳定功能的重要性,再通过风险因素的引入得以划分出微观制度性风险与宏观制度性风险.我们的划分在实质上与张杰的划分基本一致,只是籍以分析的基础不同.但是这一不同正是本文所强调的,制度稳定性成为此后本文在建立国家行为模型时的重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