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自由和解放的期待与呼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之后，个性解放思想更是大潮涌动，被称作“人学”的文学自然不会错过对这一波澜壮阔的思想奇观的记录和表现，其中《西游记》与《浮士德》分别堪称中西个性解放文艺思潮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作品。因此，这样两部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就具备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本文将综合运用文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体系中的平行研究和主题学研究的方法，对《西游记》和《浮士德》所共同拥有的几组文学母题，包括“拯救”、“追寻”、“善与恶”、“灵与肉”、“童心与狂欢”等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使两部作品中个性解放思想的外在形态更为清晰和条理，内在本质更为清楚和明确，并进一步发掘出这些相似的母题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和美学差异，使我们体会到东西方的人们所共有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更为真切的展示中德文学的不同风韵和独特个性。“拯救”母题是推动两部作品情节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并且都包括自我救赎和拯救他人两种形态。自我救赎是孙悟空大闹天空以及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的重要动因，也是浮士德一生探索历程的原动力；拯救他人则是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追寻行动的至高道德目标。这种相似形态的内里蕴涵着共同的人文价值观念，从“自我救赎”角度而言，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实现自身价值、追求解放和自由是中德文学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从“拯救他人”的角度来看，造福民众、普济苍生是中德文学中人学观念的最高价值所在。但两部作品的不同文化背景又决定了相似的外表之下必然也会隐藏着许多不同的特质，比如二者的拯救步调不尽相同，西游记是从拯救他人到自我救赎，浮士德是从自我救赎到拯救他人，这体现了中德文化中不同的个体价值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渗透和影响。“追寻”母题在两部作品中的叙事框架和内涵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可资比较之处。一方面，二者既改造利用了长期流传的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把情节结构置于一个宗教故事的框架之中，在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追寻的结局等方面都相类似，同时还不约而同地对宗教都采取了一种超然的创作态度，表现出鲜明的现世主义色彩；另一方面，相似的宗教故事框架和创作态度之下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比如宗教的实际渗透程度、追寻者团队内部的人际关系、破除阻碍的方式、追寻团队内部的人际关系特征等均存在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现世主义精神：《西游记》是个性解放思潮冲击之下的儒家文化观念，《浮士德》则是新的人文主义精神。“善与恶”母题在两部作品中承载着价值评判的意义，虽然它的外在形态均表现为几组对立的人物形象体系：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的冲突、善与恶的因素互相交织的冲突、主人公自身内部的善恶冲突，但是其内涵差异较大，在《西游记》中，善与恶矛盾冲突的主体是两种社会力量——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对立，善恶对立双方泾渭分明、壁垒森严，表现出善恶矛盾的社会性、绝对性，其评判标准是受到了个性解放思潮冲击的儒家世俗伦理价值观；而《浮士德》更强调了人性的多样化表现，善与恶的矛盾源自灵与肉的冲突，它更体现为人的内在世界的矛盾冲突，并且由于作品中存在的两种价值评判体系，善与恶表现为互相交织、彼此转化的复杂形态。“灵与肉”的冲突也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两部作品主人公的人生追寻历程。首先，二者中的情欲和精神追求的关系有着相似的表层对立模式，在《西游记》中表现为女妖魔与主人公的对立，在《浮士德》中表现为情欲的放纵与惩罚。在深层的精神内涵中，两部作品对灵与肉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处理方式，《西游记》表现为对情欲的否定，《浮士德》则表现为对情欲的辩证认知。最后，两部作品解决情欲与精神追求之冲突的方式不同，《西游记》主张以修行来戒除本能和情欲的冲动，而《浮士德》则主张情欲升华，使本能的冲动转化为投身社会实践的动力，从而让小我的幸福和满足升华成全人类、即大我的发展。“童心”和“狂欢”既是中西文学史上分别出现的两种文艺理论学说，也分别是《西游记》和《浮士德》中存在的主题学意义上的母题，它们对作品主人公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和提升发挥着肯定和促进作用。两部作品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主要有三方面相似的表现：自我意识觉醒是思想前提和基础，对强化、延续个体生命力的追求是肉身基础，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是目标和本质体现，同时也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对待情欲满足的态度等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童心”和“狂欢”堪称两部作品中的个体价值观念的催化剂，它们推动着人性的率真和人生的充实、人格的自由和平等、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等理念的确立，并使之成为作品的主流个体价值观念。同时，由于童心和狂欢所属的不同文化体系，两部作品在实现个体价值的路径、面临的桎梏等方面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总之，通过对《西游记》和《浮士德》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个性解放是二者的共同吁求，它的外在形态、构造机理和内在的精神本质在各具特色的同时，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和相通性。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深刻的精神启迪：首先，“多元共生”是世界文学生态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民族文学均有其独特价值，它们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同时，“和而不同”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交流时的必然准则。承认多元共生的状态，尊重和而不同的原则，这是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和谐共生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