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金融及经济稳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资本的国际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重要性日益突出。未经记录的资本外流，亦即资本外逃，也随之增加并深受关注。资本外逃通常与洗钱以及其他破坏经济金融稳定的活动相联系，并给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流失，因而更为引人关注。据Agarwal和Agarwal(2006，2004)估计，2006年全世界洗钱的数额在2.0-2.5万亿美元之间，约为当年世界GDP总量的5-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估计，2004年全球洗钱金额约为世界GDP总量的2-5％(Buchanan2004)。国际金融监督机构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估计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因为非法资本流动(资本外逃)流失了1.26-1.44万亿美元，2000-2008年间发展中国家年均非法资本流动达7250-8100亿美元。由于资本外逃具有“未知”的性质，即没有统计数据而只能对其估算，其规模的估算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虽然“真实”的资本外逃规模具有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资本外逃现象而且资本外逃的数额不断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因其普遍性以及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宏观经济稳定、社会分配等方面的破坏性及与非法活动的密切联系而备受关注。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规模的合理估算、对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政策制定者对资本外逃做出合理的反应。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此，对转型经济亦如此-转型经济除了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之外，还深受制度、不确定性等问题的困扰。　　 本文从系统梳理国内外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及估算方法的相关文献开始，首先确立了一种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资本外逃定义，即以资本流动是否得到记录为重要标准和界限，然后改进了跟该定义相符合的差额法并用其估算了1980-2007年间32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规模。同时，为了进行比较，本文还用热钱法、进出口伪报对样本国家的资本外逃进行估算。在合理估算资本外逃规模的基础之上，本文运用GMM模型深入研究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决定因素。计量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与资本外逃具有最显著、最稳健的正向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国内外利差等因素对资本外逃有影响，但稳健性较差，说明资本外逃有共同的推动因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各地区、各国家国情的影响。本文的结果还表明，不同的估算方法所得到的资本外逃的规模不同，与其相联系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与一般的理解和预期一致，差额法估算的资本外逃影响因素最多且多为长期因素，而热钱法和进出口伪报估算的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相对较少，且热钱法主要受突发性、短期因素的影响，这与各种方法的估算口径及定义相一致。文献中有关资本外逃的动机的理论众多、成因分析众说纷纭，但具体到某个国家，真正影响资本外逃的原因通常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具有特殊性。在对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动因的共性进行研究之后，本文还以东南亚国家为例探讨不同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上资本外逃的不同表现及其原因，从而更清楚地揭示特定因素对资本外逃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比如其渐进式的转型、其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颇为可观的资本外逃规模。本文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从微观、宏观和国际经济角度对影响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一系列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率、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率、外债、国内外利差等)之上引入制度、外汇管制、汇率政策等指标，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寻找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重要因素。根据样本期间中国渐进式转型的根本特点，本文重点研究了制度对资本外逃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对中国资本外逃至关重要。　　 资本外逃的规模估算是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与研究目的相符合的正确的估算方法，估算结果出现较大偏差，则基于此估算结果之上的实证分析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偏性。对资本外逃的估算，因其复杂性、隐蔽性以及研究目的不同而始终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现有文献在资本外逃定义、估算方法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银行(1985)首倡的差额法逐渐成为估算资本外逃最为常用的方法。当然，差额法也是处在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应该说，即使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差额法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了。具体而言，各个研究往往改进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这尤其体现在对外债进行汇率变动调整、进出口伪报估算等方面。本文综合了各文献中的改进、并加入了自己的改进，提出了目前而言最为完整的差额法。本文所做的改进主要包括四方面。首先，与大多数现有文献不同，本研究在估算差额法资本外逃的外国净投资项时，既考虑了外国直接投资，又考虑了股权投资，比其他研究在估算外国净投资方面更为全面。股权投资跟外国直接投资一样，是外汇来源的一部分，基于当今跨国股权投资不断快速增长的事实，忽略这部分是很不合理的。其次，本文不仅对以除美元之外的六种主要储备货币(法国法郎、欧元、德国马克、日元、瑞士法郎、英镑和特别提款权)所表示的长期外债进行汇率调整，而且对长期外债中的“多种货币”和“其他币种”项进行汇率波动调整。这两项的货币构成不得而知，Claessens和Naudé(1993)等假设这些币种的美元汇率长期不变，Churchill(2006)假定它们的美元汇率与主要币种变动完全相同。本文认为在未知的情况下，折中的假设更为合理，即假定其美元汇率50％与主要币种同向变动，50％不变，进而对这部分外债进行汇率调整。再者，在计算外债存量时，本文还充分考虑了债务减让的影响。即使没有相应的资本流入或流出，遇有债务减让，债务存量的美元价值也会改变，因此本文相应地修正数据，把减让的债务额加到调整的外债变化量上。此外，本文不仅在基本的差额法之上加入了进出口伪报，而且纠正了现有文献在测算进出口伪报方面的一些错误做法。现有研究多没有考虑进出口伪报。据本文对32个发展中国家的估算，对很多国家而言，进出口伪报是资本外逃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进出口伪报会导致错误估计经常项目结余。高估的经常项目结余会使资本外逃的估计额偏小，低估的经常项目结余则会使资本外逃的估计额偏大。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更为准确的假设，本文通过计算样本国家的15个发达国家贸易伙伴记录的进(出)口额与样本国家记录的出(进)口额的差额来计算进出口伪报。由于IMF的《贸易数据指南》中进口数据以到岸价格记录而出口数据以离岸价格记录，本文放弃了Boyce和Ndikumana(2001)的做法(用f.o.b./c.i.f.因子调高出口额)，采用Claessens and Naudé(1993)的做法，用c.i.f./f.o.b.因子调低进口额，使其与出口数据相一致。基于进出口伪报在所有对外贸易中程度相同的假设，本文采用Boyce和Ndikumana(2001)的做法，对贸易伙伴记录的进(出)口额与本国记录的出(进)口额之间的差额利用贸易进(出)口总额/发达国家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率进行调整。　　 本文所采用的改进的差额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全面的资本外逃的估算方法。出于比较以及稳健性检验的目的，本文还同时用热钱法和进出口伪报估算了资本外逃。因为概念不同，热钱法的估算结果和差额法大相径庭，远比差额法的估算结果小。进出口伪报的结果跟差额法的结果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这与本文的差额法同时考虑了进出口伪报有关。　　 资本外逃估算结果表明，无论以哪种方法估算，大多数样本国家都饱受持久的资本外逃之苦，32个样本国家1980-2007年资本外逃所占GDP的比重年均约为4％，证明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失的担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事出有因。本文的估算结果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全球有关洗钱金额占世界GDP的2-5％的估计一致。虽然资本外逃的规模在近几年中波动较大，资本外逃的绝对数量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35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5.95万亿美元。如果以资本外逃所占GDP的比重来看，资本外逃的波动更大。其增长规模小于绝对数量的增长，但是，总体而言，资本外逃所占GDP的比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资本外逃的构成中，进出口伪报是重要组成部分，全部样本国家10％多的资本外逃是进出口伪报，证实了人们关于走私和进出口伪报是非常重要的外逃渠道的猜想。同时，本文的估算结果也表明，各种方法估算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根据差额法、热钱法和进出口伪报，资本外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0.3％和0.29％。此外，样本国家资本外逃的规模往往有差别很大。从绝对数量上看，中国的资本外逃约占全部样本国家总量的65％，这一惊人的数字当然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有关。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泰国、委内瑞拉等国的资本外逃的绝对数量也非常可观。从资本外逃占GDP的年均比重看，马来西亚是所有样本国家中最高的，达18.4％，科特迪瓦、中国和马达加斯加紧跟其后，分别为13.4％、13.3％和9.8％。巴基斯坦和突尼斯的资本外逃为负，即未经记录的资本为净流入，约为GDP的2％。　　 本文在对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估算之后，利用现实事件对12个样本国家的资本外逃做了定性分析，用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事件分析资本外逃估算结果的准确性。以厄瓜多尔为例，其资本外逃有两次高峰期(1980s和2000)，这与该国经历的一次金融危机、一次军事政变和一场政治动荡密切相关。类似的事件通常会带来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国内资产缩水，从而导致资本外逃。所以这些事件与资本外逃的高度相关说明资本外逃规模估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的资本外逃占GDP的比重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路攀升至1992达到最高值，这是当时人们普遍预期人民币贬值以及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产生怀疑所致。1993年货币当局明确表示人民币不会在短期内贬值，资本外逃应声回落，至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5.8上升到8.446之时，资本外逃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2年的31％下降为18％。本文是为数极少的将资本外逃估算结果诉诸实际事件进行验证的研究之一。这一验证过程表明本文的资本外逃结果与样本期间主要的经济社会事件高度一致，说明估算结果合理可靠，从而为有关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献回顾部分总结了现有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主要包括：忽视了资本外逃的惯性，计量方法不合适，缺少面板分析，以及较少对转型经济尤其是中国资本外逃的实证研究，对制度因素关注不够等。鉴于这些不足，本文运用动态面板GMM模型探讨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共同因素，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与资本外逃的惯性相关的自相关问题，与国家特定因素相关的异质性问题以及内生性问题。据我所知，本文是目前唯一运用GMM模型对资本外逃进行回归的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改进包括以下五方面。首先，本文通过运用动态模型很好地处理了资本外逃的惯性问题。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做了很大改进。当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时，往往会产生自相关问题。而以前的研究往往采用OLS或者单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对自相关问题视而不见。其次，较好地处理了面板数据所特有的国家特定因素的影响，因为GMM模型本身就是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本文对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分别进行回归，也有助于消除这两组国家的区域特征的影响。其三，本文还加入了制度和经济危机变量。这是以前的研究中较少出现、但大家普遍认为对资本外逃影响较大的因素。此外，本文还充分考虑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理论上，外债、本币贬值、国内外利率差异、政府支出、经济增长等都与资本外逃有相互因果关系，但现有文献多对此视而不见。本文在检验了各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的基础上，用其处理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还对用热钱法和进出口伪报估算的资本外逃进行回归，既作为稳健性检验也可以作比较研究，揭示与不同的资本外逃概念和估算方法相联系的影响因素有何不同。　　 GMM回归结果表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最为显著和稳健的推动资本外逃的因素是经济开放度，即贸易占GDP的比重，该指标在几乎所有的回归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外汇可得对资本外逃至关重要，贸易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这印证了人们对贸易渠道重要性的普遍认识，也说明在资本外逃估算中进出口伪报部分不可或缺。此外，回归结果还显示，国内外利差，经济危机以及本币贬值也是影响资本外逃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的回归中，其回归系数、显著性以及符号会有程度不同的变化，说明资本外逃深受国家特定因素、估算口径、外逃渠道等的影响。总体而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主要受外汇可得因素、国内外投资回报率差异、投资风险等的影响。对不同估算方法得到的资本外逃估计进行的回归显示，不同的概念和方法与不同的渠道、原因相联系。总体上，差额法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最为复杂、广泛，这与差额法是最为广义的定义相一致；进出口伪报和热钱法的影响因素相对集中。影响热钱法资本外逃的主要是短期、突发因素，比如本币贬值、经济危机的爆发等。进出口伪报的影响因素较差额法资本外逃少，但相同的是，主要是长期因素在起作用。　　 总之，对亚洲和拉美国家资本外逃的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其一，外汇流入为资本外逃提供了资金来源，一般而言，外汇流入越多，资本外逃也越多。这与人们对现实的观察一致，现实中，大多数资本外逃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负债率也较高。其二，风险因素也是驱动资本外逃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本币贬值和经济危机。其三，宏观经济基本面，如经济增长、投资回报率等，也深受两个地区的投资者关注。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既有共性，更有特殊性，值得单独研究。中国在样本期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令人费解的是，在此期间，资本外逃也同样很可观。对此问题，本文认为经济因素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可能被别的原因削弱了。考虑到中国在样本期间最突出的社会经济特点就是其渐进式经济转型，本文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制度因素的影响上。　　 根据诺斯(2003)的定义，制度是人们从事选择活动的激励系统，是一个社会的游戏(博弈)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建立了构成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既包括正式规则，也包括非正式制约以及他们的执行特点。好的制度能够降低(尽管很难消除)信息、执行以及交易成本，从而成为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根据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的独特国情，包括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快速的经济开放、渐进式的转型、资本管制、薄弱的制度、腐败、脆弱的金融部门等，探讨了这些因素对资本外逃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既包括了一般的因素，也纳入了中国的特定因素，主要是制度、资本管制和外汇政策。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对转型期中国的资本外逃起着重要作用。长远来看，制度的总体改善、改善投资环境、改良法治与秩序能够显著抑制资本外逃，而民主及官僚体制会促进资本外逃。短期而言，制度的改善会促进资本外逃，原因在于很多情况下，制度的改善比如治理腐败等会让非法财产转移出境。此外，公共外债的流入、贸易开放度的提高、2005年的外汇汇率改革促进了资本外逃，而通胀遏制了资本外逃。差额法资本外逃回归结果与进出口伪报回归结果高度一致，但热钱法资本外逃回归结果差别较大。最大差别在制度因素，制度改进导致热钱法资本外逃增加。此外，贸易开放度、政府支出也不同。贸易开放度、政府支出促进差额法资本外逃和进出口伪报，但贸易开放度对热钱法资本外逃作用不确定，政府支出则抑制热钱法资本外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开放度虽然也是重要因素，但其重要性与稳健性远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　　 本文试图在较为准确的资本外逃估算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作为转型经济的中国的资本外逃的成因，帮助政策制定者、学界以及公众更好地了解这个长期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界定了资本外逃的定义，然后介绍了资本外逃的危害性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并简要介绍了研究中所做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回顾部分，回顾了文献中对资本外逃的不同定义，梳理了资本外逃研究的理论发展历程，总结了实证研究中确定的影响因素。第三章首先回顾文献中的各种资本外逃估算方法，分析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阐述了本文选择差额法的理由，然后详细介绍本研究对差额法的改进。第四章介绍了资本外逃规模估计的数据来源、问题及其处理，然后对32个样本国家在1980-2007年期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估算，最后运用各国实际社会经济事件对估算结果进行定性分析，以检验估算结果是否合理可靠。第五章运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对亚洲和拉美国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探讨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共性以及对遏制资本外逃的政策启示。紧接着，以东南亚4国为例，通过探讨不同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分析国家特定因素的影响。第六章单独探讨作为转型经济的中国的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首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转型期中国的独特国情，然后与之相适应，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因素，重点考察制度因素的影响。最后一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就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期中国如何遏制资本外逃提出政策建议。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提出了加强外汇管理、改进宏观经济管理、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谨慎推进金融自由化等建议。对中国如何有效降低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破坏性，提出应当加强外债及外汇管理、积极推进金融深化、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