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西方主体文明的源头，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留给世人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是令人惊叹的，时至今日彼时东西方国家间政治的某些印迹仍隐现于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践及思想理念之中。截取历史的横断面，运用变量控制的方法，尝试挖掘出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动因、制度因子和文化基因，以期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期中西方国际体系的某些特质，为更好地认识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及中国崛起与西方的关系提供裨益。国际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公共商品，是指特定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经过长期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变化模式和格局。彼时，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几乎不约而同地显现出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邦国林立、战乱纷争不断、安全困境、结盟变换普遍且经常等。诸侯国与城邦则分别构成了彼时两地区体系的基本行为体，两者是陆地与海洋两种不同文明形态孕育下的产物，被视作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初始形态。在政治体制上，诸侯国是政家合一的君主制，而城邦更偏重于法律之治的民主制。无政府状态下，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在权力、制度、文化三个维度上却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主要集中为“中心”与“多中心”的差异。在长期的战乱纷争中，春秋战国的华夏体系呈现的是一种积聚性渐强且日益走向统一化的体系模式，而古希腊的城邦体系则至始至终都是一种较为松散且逐渐走向分化的体系模式。多重矛盾与力量的推动下，华夏体系最终统一于王政国家，并向外扩展形成了辐射整个东亚的封贡体系。而古希腊由于缺乏具有整合力的因子，终在外敌进犯下走向分解，而其强大的文化基因却也实现了希腊文明的延续不衰。概言之，世界政治的发展是多元的，中西方国际体系的实践及思想理念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某种国际体系的建立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以历史的视角对春秋战国和古希腊国际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亦是为了在厚重的历史传统中寻求架构中西方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平等对话的桥梁。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多维的倾向性，对此我们应持尊重、包容态度，并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共同致力于和谐国际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