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翻译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地位一直未得到“广泛”的认同，译者和译文处在作者和原文的阴影之下，尤其是文学翻译方面，译者和译文一方面受到原文的约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各种翻译标准禁忌的束缚甚至打压，其创造性被局限在以原文文字为起点、原文精神为终点的狭小范围内，译者主体意识和地位有待进一步得到承认和提高。从译者“隐形”到译者“现身”、从“一仆二主”到“译者是翻译的唯一主体”，译者及译论家们在促进翻译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为“创造性的叛逆”正名，逐步摆脱“被压制、被否定、被排斥、被最小化”的尴尬处境做了相当的努力。同时，国内外翻译学科建设也正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翻译研究正从“需要别人证明自己”，走向“自己证明自己”和“自己证明别人”的道路。 译者是“翻译的唯一主体”，并不排斥原文作者在原始创作中的主体地位，这一论断只是强调在翻译这个创作过程中，译者作为主体的唯一性。这里既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更为译者的创造性开拓了空间。 正如十七世纪就由笛卡尔提出来的“人的主体性”这一哲学概念迟迟没有在翻译理论领域得到充分研究，只是在上世纪末才引入讨论，上世纪初由弗洛伊德首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风光了几十年，但在翻译研究的湖水中却并未激起什么引人瞩目的涟漪。随着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地位的逐步确立，其创作机制和创造性得到承认，译者在翻译中的心理活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翻译的心理学研究价值也日渐凸显。 翻译理论研究，包括翻译标准、翻译当事人(作者、译者、原文、译文)的关系、翻译技巧、文化、翻译与后殖民主义、解构与后解构主义等等，一般都是从外部考察译者与文本等外部环境的“外部关系”，而极少涉及译者，这个极具创造性的创作主体的内心精神世界。国外陆续有翻译研究者从“翻译与迁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