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仍处于新生阶段,实践中凸显重重弊端。究其根源,在于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机制依附于国际商事仲裁机制的框架。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弊端并完善现行机制或者构建一种更合理的、具有前瞻性的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机制,必须认清适用商事仲裁理论解决投资者与国家投资争端的偏颇之处。除了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概念的辨析入手,限定了本文所指的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的定义。随后引入本文研究的大前提,即现行的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适用商事仲裁理论。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适用商事仲裁理论的偏颇。首先表现在未认清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的独特性,存在理论认识上的偏颇；其次表现在适用商事仲裁理论的仲裁实践混乱,与争端解决机制和适用商事仲裁理论的初衷不符,存在实践效果上的偏颇,而且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近来此种仲裁改革以加强裁决一致性和程序透明度为方向也从侧面验证了适用商事仲裁理论存在偏颇；最关键的是,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适用商事仲裁理论与变动着的现实基础不符,与全球治理理论不能相适应,存在现实基础的偏颇。第五章提出了重构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机制的目标、基础、具体改革建议以及中国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