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介”活动流行于湘南的常宁县塔山瑶族乡、桂阳县杨柳瑶族乡与华山瑶族乡、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祁阳县晒北滩瑶族乡、宁远县荒塘瑶族乡共五县六乡范围内，是瑶族“坐歌堂”活动的一种地方形式。 “冈介”活动的传承有其特定的地方性生活背景，与当地瑶族的生态环境、族群历史、生产方式、生活水平、聚落形态、聚落变迁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关系。 “冈介”活动的结构包括人际交往结构和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从人际交往结构的层面看，“冈介”活动是当地社会成员在走亲戚的背景上发生的“陪客”行为，基于该种行为的各种活动主体，包括主家、客人、主方歌手、客方歌手、观众等，构成了特定的角色交往结构，也表现出特定的角色规范。客人从单纯的客人身份转变为歌手身份通常要经过一个仪式化的过程；而对于陪客的主方歌手的选择也严格地体现出亲属禁忌的原则。双方歌手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各自的村寨共同体，他们的歌唱具有非个人化的共同体表述性质。从文本结构的层面看，“冈介”中的文本构成了人际交流的传统框架。“冈介”的文本构成包括交流主题及其序列、韵歌与“水话”、口头传统中的歌书等方面的内容。“冈介”文本的模式化特征十分明显，表现为主题序列的稳定、主题表述中存在的“套路”和“古版”、重章叠句这三个方面。作为歌唱文本的核心部分，“冈介”中的言情文本及模式传递出欢聚与离愁的矛盾情感。 “冈介”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化功能。其一，“冈介”具有针对个体的“解忧愁”和针对集体的“热闹村”的娱乐功能。其二，“冈介”与地方社会的通婚行为有着复杂的关联。通过对当地通婚传统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围绕着“冈介”中的言情与包办婚姻之间的矛盾，从而解读其言情模式的言情性质。“冈介”中的言情模式，在歌手个人交际行为的层面上，有着明显的虚拟性，与现实的自由恋爱行为和联姻的需要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在村寨共同体之间互动的层面上，“冈介”中的言情模式则潜在地发挥着通婚的文化功能，成为村寨之间对于通婚空间与通婚意愿的象征性表达与强化。其三，从歌唱主体和歌唱内容两个方面来看，“冈介”与宗教性的“还愿歌堂”都存在着一定的互文关系，而“还愿歌堂”的衰落则无可回避地对“冈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