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陈代谢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无形的手。世界各国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无不表明:教育是人才的保证,人才是现代化的根本。与近代化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近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中国近代化相适应的中国近代教育自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步入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在民初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性的转变。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在这一时期结束,沿袭至今的现代教育在这一时期中形成。民国初年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经历了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间变迁、改革、动荡层出不穷,而民初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又往往都与教育有关,可以说教育是社会变迁最敏感的神经,它既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对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置身于近代化这一历史潮流的民初教育,既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又受制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要好好把握民初教育近代化,必须理清民初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与教育近代化的互动。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一历史时期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脉络和特色,也能更好的透视这一段历史。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制取代了君主专制,实现了近代化质变目标。在政治上表现为:主权在民主张的确立,政党政治的出现,《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等都表现了政治近代化的发展。这一切反映在教育上,表现为教育在向教育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等的轨道上前进,使教育近代化取得质的突破。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政客跳梁,军队乱法,军人干政及死灰复燃的复辟逆流都昭示着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不彻底性,这也直接导致教育近代化停留在“破”上,而向“新”迈进的步伐是小而慢的。民主共和的确立,临时政府对工商业的重视;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随后的北洋政府为拉拢资产阶级,同时也是时势所趋,不得不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及其它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使民国初年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工业化、城市化等为特征的经济近代化取得发展。这一切都有利于教育近代的发展,在教育内容等方面表现为实用性、科学性等特征。但民初经济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帝国主义的掠夺并未停止,军阀的掠夺和战争的破坏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都使民初经济趋于萧条中,从而使处于夹缝中的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步履维艰。民国的成立,特别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科学和民主已成为文化发展的主题。文化变革从制度层面进入观念层面。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过去的近代化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这个运动恰恰遗忘了它的主体——“人”。人的近代化是社会近代化(尤其是政治近化化)的前提。于是1915年以后,中国又进入了近代化的最高层面:观念近代化。 在这一阶段,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已经基本停止,而在历史车轮的惯性作用下,经济、科学、教育等领域的近代化仍在缓慢进行;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在文化领域围绕人的近代化——“伦理的觉悟”而竖起了三面启蒙大旗,1915年<WP=4>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呼唤国人脱离“蒙昧时代”,锻造“自主、自由之格”,“一尊理性”而摒弃迷信;继而是易白沙、鲁迅高扬“打倒孔家店”大旗,矛头直接造成国人蒙昧的传统枷锁——“吃人”的礼教和“专制政治之灵魂”——孔子,对统治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体系进行大清算,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人又树起“文学革命”大旗,要以“国民文化”取代“贵族文学”。这不单纯是锻造新文化工具,而是要以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锻造中国近代新文化体系。这三面大旗标志着中国文化近代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表现在教育近代化上是男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教科书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教学方法上注重个性的张扬;教育内容上突显科学性、民主性。综而言之,民国教育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西化,理想与现实,变革与稳定的比较选择和反复调适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先驱者的不懈努力,值得后人尊敬;其利弊得失,都是可贵的历史借鉴。况且,当代教育改革中许多理论、制度、课程、管理问题,直接或间接都和民国教育有着传承、衔接和扬弃的关系,因此,在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今天,清理而研究民国教育这份遗产,发掘其底蕴,洞见其本原,就比任何时候来得必要和迫切。它不仅具有充实加强民国史研究的学理之价值,而且包涵推进中国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实意义,并将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