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是当前高发且备受关注的职务犯罪类型,而由于对相关法条和司法解释的解读理解以及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等情况,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查办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亟待予以解决,许多认识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统一。本文结合司法实践,通过对相关司法解释和实际案例的分析,力求为办案实际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对于受贿主体兼职情况,利用职务之便的“职务”应与受贿犯罪主体要件要求严格契合;对于“村书记”这一特殊身份,本文认为除相关立法解释所列情况之外,在由上级党委指派任命情况下,亦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在非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受贿“代理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情况下,本文基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正犯的理论观点,并以此解决实践中的“超额代理”等相关问题。对于事后受贿、受贿后返还、上交以及返还后再次索取、收受等涉及受贿主观故意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此类情况除收受后一个月内及时返还、上交外,其余上述类似情况均应认定具有受贿故意。对于受贿客体(法益),本文采取张明楷教授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不可交换性的观点;同时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犯罪的客观要件;基于司法实践可操作性要求,本文对于索贿行为的既遂认定仍采取传统的“取得说”;对于委托理财、合伙投资等新型受贿以及对于人情往来、感情投资等特殊情况,本文坚持从法益侵害和受贿犯罪“权钱交易”的实质出发,通过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解读,寻求最佳解决方式。对于受贿犯罪的受贿对象“财物”,本文结合相关司法解释,采取“财产性利益说”的观点,即可以估值交易的可用及权益均系受贿对象;对于承揽交易机会等期待性利益,本文不主张将其列为受贿对象范畴,而对于干股、违禁品等则倾向于一般予以认定的观点;对于刑法修订和新司法解释背景下的情节加重特别条款的适用问题,本文采取不计数额、比例和完成形态等情况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