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24-1934年为时限、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在广泛收集、细致梳理各种相关档案、报刊、地方志、县级革命史料汇编，以及众多革命见证者的回忆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地探讨了革命与社会之间关系中的若干问题，并就此回应中国和西方的一些理论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般论著提到中国革命的农村战略时，或从1923年“二七”罢工的失败开始，或以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上“二大”上的提纲为中国革命农村战略的开始。在对史料仔细耙梳之后发现，从1920年到1923年这段时间，许多论著都未涉及，存在着认识上的空白。恰恰是这段时间，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都未曾对农民寄予很大的革命期望。而且，1923年年底中共革命的农村战略相关文件的出现，以及从此开始的不断升级、不断细化，都与共产国际的高度估计中国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的倾向有关，并在共产国际的有力推动下形成。 共产国际以为农民革命积极性高，实际上在赣东北地区一些热闹盛大的农运场面，大部分只是看客，有许多农民事实上是与运动相疏远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像一些论著所说，农民有或没有革命积极性。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在第一章中，通过对比像方志敏邵式平等地方革命精英，工作重心在或不在家乡，表明：农民的革命或不革命，并不是确定的，他们只有在革命领袖的组织和领导下，才可能大规模地参加革命。农民的革命需要组织和领导。 赣东北根据地爆发了几次革命的洪流。在第二章通过对洪流中每个农民如何参与进来的类型分析之后，发现大部分农民是经过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结构走到革命中来的。不远万里参加革命的很少。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革命热情、有感召力和组织才能的农民成为革命的精英和骨干，对于革命洪流的形成发挥了比一般农民大的作用。 革命组织在赣东北农村大部分地区能够很好发展，而在有些地方却发展不进去。第三章对此进行了仔细比较，发现这是由于有些地方有组织，而大部分地方却无组织化。外来的官方组织几乎没有，内生的社会组织也极其罕见。所以，革命组织就在那些内部人际散沙化的地方迅速蔓延。而且，这种迅速蔓延，也是因为农民社会中人际散沙化有助于进行敌我识别、敌我分化。一些成为革命对象的土豪劣绅，他们由于没有什么组织可以依靠，比较容易被选为革命对象，被打倒。 那些针对土豪劣绅的革命行动相当部分渗透了农民的某种地方和宗族情感，但是基本上体现了农民社会中有关正义的某种观念结构。这也揭示了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产权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是受某种社会正义观的不同形式的节制的这一事实。 革命得以在农民中持续进行的原因，一般论著较少涉及。在对有关史料分析后，发现这与党领导和构建的革命组织体系严密有直接的关系。而革命组织体系的严密，除了该体系本身意识形态和组织理性的相反相成之外，一方面是党拧紧了革命组织的地方干部(不断的反右倾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农民在组织体系中是不容许有自己的独立于革命的组织出现，他们被地方干部推动、引导，或者他们自己以变消极为积极、寻找生活机遇的方式，革命从而在农民中广泛深入地进行。 对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研究表明，革命是出身于当地社会文化网的革命知识分子引入赣东北地方的，但主要不是通过人们经常以为的农民反抗对其直接残酷剥削的地主或者苛捐重征的国家的方式，而是通过农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交往纽带、信仰习俗、有关正义的产权伦理以及对权力和利益的价值追求，尤其是其内部人际团结性的解体稀缺等，在赣东北各个村落发生发展起来。然而，这些结构性的社会因素仅仅是农民社会为革命构筑的可能性而己，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党的开掘、动用和锤炼。上述的研究发现，在农民社会中开掘、动用和锤炼革命的可能性，是以党自身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为基础的。这种领导和组织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和受制于农民社会内生的、简选的和造就的一批革命的精英和活动分子/先进分子。而且，越是拥有革命精英，其所构建和置身的革命组织框架越是严密有力，从农民社会中获取的革命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在研究中也注意到，农民社会的革命可能性随着革命精英各种形式的缺位，以及革命活动分子或者他们的代理者革命意识的松弛、偏离和变形，就会异化、涣散和沉寂下来，甚至他转逆流。由此表明，始终坚持党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加强对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管理和教育，是党领导人民前进时一个不能须臾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