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与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不仅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农村生产活动的集约化,这一变化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们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的民众要求充分的精神文化活动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得益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农村地区保留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各地的民俗活动与当地的民众之间的适应性与亲和力是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民俗文化活动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在当代先进的文化导向指引下,对满足当地民众的精神需求具有极为便利且重要的地位。地方政府部门显然也注意到了民众的精神需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之间的天然形成又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并且致力于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前者得以满足后者。然后受限于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能力、固有的政治体制以及不同的市场环境等因素,地方政府对当地民俗文化的治理模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文章以河南省淮阳县“担经挑”民俗活动为例,运用治理理论的相关内容对淮阳县、乡两级政府的民俗文化治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给出优化建议。文章之所以选择治理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是因为治理理论是在已经被实践证明失败了的国家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且它是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治理理论的解释力首先在于它产生的背景,它产生于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都被实践证明失败的前提下。对于国家主义失败,是以西方福利国家日益沉重的国家财政压力养不起“懒人”的情况而逐渐被承认的,而失败的原因在于国家的过度介入市场伤害了市场的活力;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对国家主义的矫枉过正,对于市场的过度轻信和国家对于市场监控与调整能力的缺失导致的。这两种类型的国家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为治理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基础,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国家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失败的共同原因被治理理论所避免,而两者对于社会治理的合理部分在治理理论中的和谐共存正是治理理论的解释力所在。具体而言,治理理论提倡“第三条道路”,提倡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对于社会治理过程中各自作用的发挥与合作,并且这种合作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在不同的需要治理的领域,三者根据自身特性与被治理对象的特征各自发挥功能并且彼此合理配合的有机合作模式。文章的第一章节,梳理了治理理论的相关内容,从治理理论,文化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整合,从理论层面为全文搭建分析的框架。治理理论是贯穿全文的理论宗旨。该理论的主要内涵是,在治理中需要活动的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并且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文化治理概念的梳理,在治理理论的前提下,在文章中被定义为:掌权者在其权力运作的相关的场域内,通过文化政策等观念意识的表达和实施,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对社会政治生活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借以达到分配社会资源、维护其政治统治、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综合性机制。而地方政府治理理论,主要是通过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权力的分配模式进行优化。在前两者的基础之上,可以总结为,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在其权力运作的相关场域内,通过文化政策等观念意识的表达与实施,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对社会政治生活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从而调动当地的“担经挑”民俗活动相关者对该活动的发展进行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借以达到维持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综合性机制。文章的第二章,介绍了“担经挑”活动在当地的历史内涵和对民众的文化作用以及当地政府对该民俗文化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措施。“担经挑”民俗文化所蕴含的积极健康的文化内涵符合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可以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国家的发展建设,因此,当地政府部门应当支持这种民俗文化活动的发展。而当地的地方政府部门对这项民俗文化活动的治理模式与具体的行政措施中存在着问题。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对地方政府的文化治理模式和具体的行政举措进行了总结与描述。文章的第三章,在说明了地方政府应当支持这项民俗活动发展的基础上,对于地方政府的文化治理模式与行政措施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一,当地政府的文化治理体系不协调;第二,治理措施不够充分;第三,治理手段有失公平;第四,治理结果不能有效监督。而其对应的原因,从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分别为:第一,没有发挥社会与被治理者的作用;第二,传统的行政体制制约;第三,地方政府文化治理权力分配集中在政府手中,没有形成行政服务意识;第四,缺乏外在监督。第四章节,根据第三章提出的问题和分析,从治理理论的宗旨出发,站在对方政府文化治理模式优化的角度上,从当地县乡两级政府的文化治理角度给出了相关建议。对县级政府而言,主要是做好文化治理权力分配的规则和行政监督体系,保证文化治理活动的多方参与;对乡级政府而言,他们需要做的工作更加具体而深入,从而保证县级政府的文化治理政策措施能够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