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的是抗战时期（1937年到1945年），“文学湘西”失落和民族国家认同强化以后，沈从文文学创作从“造梦”向“写实”转变、思想精神从“乡下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以及作者转折时期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发展轨迹。首先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沈从文的文学审美思路开始从建构湘西乌托邦向反思和表现现实转变。现实湘西的民风凋敝、精神朽败和民族国家认同在战争中的强化的是沈从文调整文学审美思路的两个直接的、显性的原因。与此同时，就探索结果而论，沈从文文学创作从“造梦”向“写实”的转变并不成功，直接表现就是“现实人事”题材的小说作品的寥落，这也是沈从文在抗战时期文学创作主体从小说转向杂文的原因。其次，抗战时期，沈从文文学人生转折点的到来是一个长久积累的过程。从文学创作初期到抗战时期，沈从文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知识分子”到“乡下人”再回归“知识分子”的曲折过程。“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抗战时期的重新回归是沈从文放弃建构湘西传奇，开始在作品中探索书写现实人事的间接的、深层的原因。“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回归以后的沈从文开始理性的思考知识分子和现代精神对于民族国家重造的重要意义，这种转变轨迹显露在此间发表的一系列杂文作品当中。杂文家沈从文不仅集中反应了沈从文抗战时期的思想发展，同时杂文家沈从文也显示出区别于小说家沈从文的特点。第三：在感怀时艰的杂文作品之外，对“抽象”的思考和书写也是沈从文抗战时期作品构成的重要部分。“抽象的抒情”是沈从文对现代民族国家感性救赎的独特方式。但是抗战后期沈从文“抽象的抒情”却丧失了救赎民族国家的积极意义，而是陷入消极的个人化抒情无法自拔，文学写作救赎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丧失昭示着沈从文文学从“造梦”到“写实”的创作探索宣告失败。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沈从文“抽象的抒情”在抗战后期走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