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是20世纪40年代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学术共同体，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与理论极富个性，故而在诞生后就激荡出一股时代之波。“战国策派”不仅关注迫在眉睫的民族国家的救亡问题，更关心维系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启蒙问题。它既是对百年来启蒙与救亡时代主题的延续，也是对近现代中西与古今文化论争的回应。正是在对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探索中，他们展开了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　　“战国策派”伦理思想的最大特色在尚力，展现的是“尚力的伦理精神”。他们以民族国家为最高的伦理价值目标，尚力的伦理精神，或者力之为德，是因为“力”是实现其救亡图存、民族强盛的手段和方法。“战国策派”力图通过对“力”的崇尚、把握、运用和拥有，实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伦理价值目标，从而使“力”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战国策派”的“尚力”主张是通过运用“文化形态史观”对“战国时代重演”的时代性质的判断而提出的，并认为“大政治观”是救亡图存之道。以救亡图存为目标，以中国化的“文化形态史观”阐明中国文化周期说，增强了国人抗战救亡的信念和文化重建的信心。以“战国时代重演论”培养国民“战”的意识和精神，其深意在抗战建国，迎接文化复兴的第三周中国文化。“大政治观”包含唯实政治和尚力政治，是“战国策派”找寻到的救亡图存之道。文化形态史观、战国时代重演论和大政治观是“战国策派”伦理思想的三大理论前提。　　“尚力的伦理精神”自然要反对文弱、柔性的伦理精神，“战国策派”以无畏的勇气对传统伦理作了深刻检讨。他们认为传统伦理主体——兵和士的堕落，造就了“无兵的文化”和“士的蜕变”，故而要求刚道人格型的“力人”的新生。他们还批判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大家族制和官僚传统，对五伦观念作了新的检讨，并提倡“第六伦道德”，要求政治伦理变革，实行制度化的富贵分离，意图克服政治伦理中的种种弊端。此外，对德感主义的传统伦理思维习惯进行批判，要求革新唯德主义宇宙观，推崇尚力主义的宇宙观。　　只破不立并没有走出五四伦理的窠臼，“战国策派”在检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对现代伦理——“大政治时代的伦理”进行了构建。他们将尚力、崇义铸造为现代伦理的精神内核;以忠于民族国家的公德以及孝于父母的私德作为时代道德要求，且强调忠为百行先;以民族主义作为构建的总体价值取向，但由于救亡与启蒙的内在张力，使得民族主义游离于政治与文化间;“战国策派”还借镜德国文化中尼采思想的精髓和狂飙运动的精神，改造国民劣根性，重塑国民理想人格，锻造新的民族性格。进而将培植民族意识的主张运用到实践领域，发起民族文学运动。作为伦理启蒙的急先锋，民族文学表现出积极的救亡意识，同时也起到培植民族意识的启蒙作用。　　“战国策派”还倡导“英雄崇拜”。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形态史观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人格修养的道德问题。实际上，“英雄崇拜”是此前“民主与独裁”论争的继续和发展。“战国策派”主张集权抗战的救亡道德，而非极权独裁的极权伦理。集权抗战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在“战国策派”的心目中，民主与自由才是真正的建国基石。在承接五四民主、自由的伦理话语体系的同时，“战国策派”以整体主义的立场对提倡个人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诘难。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形势下，正确认识国家与个人间的张力问题，则是对“五四”的一种反思。　　“战国策派”伦理思想研究，凸显其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对彰显20世纪中国伦理道德的时代品格，深化对近现代中国伦理思想界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当前的道德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民族复兴都有着深刻地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当然，正如在本研究中所指出的，“战国策派”爱国主义的动机与其所产生的效果往往有很大的出入，使得“战国策派”长期以来被人误解和利用。这就决定了“战国策派”伦理思想承前、应时与悲后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