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外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成为各界广泛争论的焦点。对外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来讲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然而，之前的对于对外援助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因此，本论文希望通过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中国对赞比亚的援助对其国际收支、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得到比较确定的结论。本论文将建立"两缺口和三缺口模型"来就该问题进行研究，这些模型是Gupta and Islam模型、Paul Mosley模型和Harrod-Domar模型。　　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赞比亚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很少有或者没有附加条件，这与西方国家和其他多边组织提供的对外援助不同。对外援助的附加条件对于援助的实施效果存在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研究对外援助对国际收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文献相当丰富，这些研究可以归结为对"援助经济效益"的研究。本论文除了研究援助的目的和动机，而且还涉及对外援助的有效性、管理、条件性以及对外援助对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条件性对于避免援助的替代效应、确保援助实施的有效性是必不可少的。与之相反，有些学者认为条件性可能对国内政策存在挤出效应从而影响援助的效果。鉴于此，本论文通过建立援助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来就该问题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和透明性还有所欠缺，但是本论文还是试图基于对外援助的正反两方面来评估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援助的效果。　　为了研究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援助的效果，本论文定性地分析了双边援助的优点和不足以及中国同其他OECD国家的对外援助的差异。研究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某一个国家接受的援助集中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一个项目中，这样就不能将中国的援助、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其他国家提供给的援助分割开来。除此之外，本论文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积极效果以及援助如何通过改善受援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来增加其自有资本。　　在研究对外援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需要了解的一个情况是低收入国家经常面临储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因此增加储蓄和投资来刺激经济也成为低收入国家的一个目标。Rostow(1960)认为对外援助的一个积极作用就是缓解这些国家的资本限制。根据"双缺口模型"理论，当国家储蓄不能跟投资相匹配时，唯一的解决措施是从国外获取资本。因此，对外援助就发挥了作用。历史的经验是，基于该理论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对战后欧洲的重建便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在非洲的援助并不成功。因此，改进对外援助的传输和组织设置是必要的，这些改进的目的是消除冷战对抗、债务危机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项目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Development Goals，MDGs)已经将对外援助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非洲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已经相对落后，阻碍了年均8％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施(UNCTAD2006，pgl)。但是非洲也正在为达到千年发展目标进行一些新的尝试。　　本论文也分析了多边和双边提供的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存在的不足，例如由于附加条件对国内政策的实施存在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受援国在接受援助之前存在一些既定的目标，而援助附加条件又是硬性的，因此实施附加条件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就影响了该国预设的一些社会指标的实现，加剧了贫困水平。更甚的是，援助通过挤出效应对于受援国的储蓄和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由于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援助大都不附加条件，受援国很喜欢这种援助方式。本论文研究了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存在增加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影响的政治和经济动机，以探究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多的是为了实施本国的国家战略，还是为了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减贫。这一问题在很多文献中也有涉及。　　自古以来，中国就对非洲和赞比亚提供了大量援助。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是非洲和赞比亚事务的新的参与者，这一观点具有误导性。中国对于赞比亚的援助可以追溯到赞比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那时，中国已经向赞比亚提供了一些项目支持。中国虽然对很多贫困国家提供了援助，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由商务部下的对外援助司负责，中国没有成立专门负责对外援助的特定部门，也不存在对外援助的规划议程。很多发达国家由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对外援助事务，比如美国的美国国家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英国的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日本的国际合作署(Japanes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gency，JICA)和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CIDA)等。本论文建议中国也成立一个独立的部门来负责管理、评估和协调对外援助事务。　　很多模型通过使用面板最小二乘法对对外援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然而，Quartey(2005), Ouattara(2006) and McGillivray, et al.(2006)则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分析。本论文也采取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论文得到的结论是援助对赞比亚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虽然这同其他很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如果援助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显著的，那么援助的替代效应就应该被考虑(Sonja Fagern(ǎ)s and John Roberts2004)。然而，在所选取的模型中，对外援助和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所有的变量都是显著的，尤其是援助变量的系数为3.2％，自由度为5％，这就意味着每增加一单位的援助就可以带来3.2％的GDP增长率。同本研究巧合的是，2011年赞比亚从低收入国家晋升为中低收入国家。当然，赞比亚的晋升还存在很多其他促进因素，比如对外援助带来的冲击以及近些年来铜价格的提高等。　　对外援助带来的冲击带来了对赞比亚的国内储蓄具有积极的替代效应，这一结论不同于目前对对外援助和受援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积极的替代效应体现在援助可以释放受援国本来用于资本开支的那部分国内收入，这部分国内收入可以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本论文的这一观点具有原创性。　　此外，由于FDI和GDFI等变量都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那么对外援助是否是协同FDI通过增加资本品和技术的进口来增加边际生产率、推动技术内生来促进经济增长呢？本论文考察的是中国的援助对赞比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通过计量的方法给予该问题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所有的对外援助在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都集中在一项中，那么很难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有效性进行定量和计量分析，只能对该问题进行定性地研究。　　另外，Burnside and Dollar(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在存在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援助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这一结论在赞比亚案例的考察中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在对开放度和通胀率这两个宏观经济变量进行考察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在本论文的研究中，开放度变量是显著的，而通胀率变量是不显著的，这就导致对对外援助是否只能在具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体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得不到确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