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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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碰撞、交织、渗透的复杂背景之下,单纯依赖思政课程与知识传授实现育人目标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需秉承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在牢牢把握思政课程在思政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地位的同时,运用好课堂主渠道,发挥好“全课程”的育人功能,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以及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真正落实育人成效、回归育人本质,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三全育人”是新形势下构建大思政格局、凝聚各类教育资源、实现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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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碰撞、交织、渗透的复杂背景之下,单纯依赖思政课程与知识传授实现育人目标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需秉承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在牢牢把握思政课程在思政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地位的同时,运用好课堂主渠道,发挥好“全课程”的育人功能,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以及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真正落实育人成效、回归育人本质,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三全育人”是新形势下构建大思政格局、凝聚各类教育资源、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重要措施和机制。课程思政是高校开展“三全育人”工作的有效途径,结合专业建设与课程特质,把握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明确育人着力方向。课程思政既是“三全育人”的具体实践,也是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具体体现。“三全育人”与课程思政二者有机融合、互为表征、相得益彰。“三全育人”从宏观上把握着育人方向,课程思政从中观上实践育人方针。“三全育人”格局下课程思政的研究、探索与实践,为打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盲区、断点,切实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针对性与实效性,构建宏观、中观、微观的一体化育人体系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式。
《大学英语》课程不仅具有覆盖面广、课时多、学时长、跨度大的特性,同时,这门学科是学生接触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念。学生学习《大学英语》课程,一定程度上,就是学习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其特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显见的。因此,种好《大学英语》课程的“思政田”,应对国际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斗争,防止意识形态渗透和演变,不但重要而且必要。《大学英语》课程是实践课程思政的重要阵地,对于引导大学生树立坚定的原则立场和正确的价值观,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待中西方文化差异,守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意义重大。深入探索《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有利于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更好地适应和满足时代发展要求与社会进步需求。
其他文献
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性在随着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一直在进行自我反思。理性的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强有力的支撑,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诸多难题,对人类的基本生存造成了重大威胁。阿多诺正是看到了近代理性主义发展的历史局限而提出了审美救赎的思想,他从艺术方面的摹拟因素入手对理性进行新的探索,以期展开更好世界的可能。
为了深入探讨摹拟和理性的关系,阿多诺对摹拟和理性进行了细致的区分,理性分为真正的理性和工具理性,摹拟分为真正的摹拟和虚假的摹拟。
近年来科研不端行为的频频发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科研不端行为是世界各国学术界屡禁不绝的重大问题,众多各国学者基于哲学、法律、心理学等视角对其形成机制和抑制措施进行过深入探讨。本课题从经济学的视野着重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实施主体和管理主体进行探讨。根据基本经济学逻辑,科研活动中的理性经济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他们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根据科研不端行为的收益-成本模型来判断是否实施不端行为。其中,预期收益包括直接的物质收益、学历和职称的晋升以及科研地位和影响力;而成本一般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组成的
知识论一直有着理智主义的传统。自笛卡尔以来,知识论者们就默认影响知识确证的是“真理相关(truth-related)”的纯粹认知因素(例如,信念、证据、可靠性等),而不是非认知因素,故而该问题长久以来只在理论理性的论域中被讨论。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在21世纪初,部分哲学家将决定将影响知识确证的因素拓展至实践理性的范畴之内。在现代知识论中,实用侵入可以表述成这样一个理论:即使持有有关命题的固定的依据,一个人是否知道一个命题也可以随着实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认知主体的实际环境就能
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一生淡泊名利,怀着崇高的理想生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推动人类进步的事业中。他让无数在黑暗中的人看到了理性的光辉,为中世纪点亮了一盏明灯,指引了人类思想前进的步伐。斯宾诺莎的幸福思想正是引领人们走向更好生活的指路牌。他把毕生哲学思考的精华写入《伦理学》中,从论神开始,一步步揭示神—自然—人的关系。斯宾诺莎把整个宇宙世界视为一体,追求真与善的统一,他把这种统一建立在“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的基础上”,人的幸福即基于此。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论述斯宾诺莎的幸福思想:
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且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以所有制为核心的宏观层面的制度;以法律、政治、贸易关税制度为代表的中观层面的制度;以企业管理、组织、经营为代表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制度创新是旧制度的调整、革新和新制度的建立,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中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制度创新的主体,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都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制度创新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作用。
身体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存在,身体问题是无时无刻、任何人都绕不开的问题。自古以来西方对“身体”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身体的理论不断发展。特别是20世纪末,随着消费社会和信息媒体时代的到来,“身体”在消费文化中的地位愈发突出,并且以一种新的媒体中介身份在后现代生活中重新登上了舞台,人们对身体自我改善的期待、对更美好的自我追求也就与日俱增。然而在日常审美中,强加的审美标准使身体的认识功能逐渐被标准化、
安全价值观研究包含着对确定性的追求和不确定性的考量,与传统安全观不同,安全价值观是集安全、不确定性、风险及价值于一体的哲学新理念。没有安全的发展,人类会走上毁灭的道路,但安全需要的实现并不与人类消除风险的努力成正比,而是日益显现为价值观问题。
安全价值观包含着安全确定和安全不确定的考量,安全确定性促进了安全价值观的形成,而安全不确定性则开拓了安全价值观的范围。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出发,可将安全价值观分为分为个体、社会和不确定三个维度。个体安全维度和社会安全维度都以安全确定为价值取向,把不确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一位当代技术理论家,同时也是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技术批判理论》,并凭借这本著作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值得注意的是,该书2002年修订版则把书名改为《技术转化:重新审视批判理论》,这一修订版突出表明芬伯格认为批判理论主要讨论技术转化问题。而国内学者对技术转化的主题并没有特别关注,本研究着眼于芬伯格的技术转化思想,以揭示芬伯格技术转化主题及其在其技术批判理论中的意义。
芬伯格技术转化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传统技术理论陷入决定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也较之以往有相对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其中部分群体依然处于贫困线以下,由于长久以来我国贫困问题涉及人口数量多、影响范围广、致贫原因复杂等困难,导致扶贫工作整体进展比较缓慢。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有关于贫困群体所处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精准扶贫”的提出,使我们真正站在贫困者的角度去关注贫困的根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不公正问题,造成贫困人口物质收入上的贫困,同时伴随权利以及发展机会的缺乏,使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让他们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不断加深,作为当今社会污染重要来源的企业在社会公众之中获得了更多的焦点。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需要“看得见的手”进行强制干预,作为环境管理手段之一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应运而生。首先本文梳理了自1989年以来几乎所有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政策。接着,本文尽可能全地搜集了2008-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书和可持续发展报告5022份,通过构建的六个维度57个二级指标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对搜集到的报告进行环境信息内容的打分,最终通过赋权加总构成上市公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