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8年7月31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其中“稳就业”排在首位。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国有近14亿的人口、9亿多劳动力，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解决好就业问题是我们长期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财政分权背景下，政府通过一些干预手段对企业进行干预，以达到特定政策目标，就业便是其中之一。而什么样的干预手段更能促进企业员工就业？在考虑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主政官员晋升激励情况、企业类别等异质性因素后又会如何？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为政府就业工作中干预手段的制定提供参考。
　　在梳理相关文献和理论后，本文选取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融资支持三种政府干预手段作为研究对象，从“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出发，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1—2013年的数据，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不同类别的企业所受到的政府干预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引入财政分权变量与官员晋升激励变量，建立线性模型，对财政分权下不同地方政府干预手段的选择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财政压力、官员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对干预手段的选择具有明显不同，财政自由度越大的地方政府越倾向于使用更具市场化的融资支持对企业进行干预，而财政收支压力越大的地方政府更多地对企业使用补贴和税收优惠手段；而且，随着财政自由度的增加，不同干预手段在不同所有制、规模企业间的差异基本都在缩小，政府干预更倾向于平等化；此外，在存在官员晋升激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优惠手段，以吸引外来企业落户投资，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获得晋升机会。在此基础上，使用匹配倍差法(PSM-DID)对这些干预手段的企业就业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融资支持正向显著的影响企业员工就业，而企业所得税率则对企业员工就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支持对企业员工就业的效果随着财政自由度的增大而增加，而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只在中、高财政自由度的地区能够显著的增加企业员工就业，在低财政自由度的地区无显著影响；政府的三种干预手段对私营企业的员工就业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融资支持的影响更大)，而国有企业仅对融资支持敏感；就行业而言，政府干预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员工就业的增加最为显著，其中融资支持的就业效果更强。
　　最后，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府促进企业就业进行干预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