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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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国家行政体制的不断变革与发展,基层乡镇的角色与作用也随之发生改变。本文是以甲镇政府对休闲渔业的管控为个案,探讨基层政府负重运作的过程。甲镇作为南澳岛最古老的文化古城,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休闲渔业的发展上,也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优势。然而,在安全生产形势不断严峻的情况下,由省、市到县陆续出台了“不安全,不出海”的政策文件,甲镇的休闲渔业因存在安全隐患被迫叫停,这不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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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国家行政体制的不断变革与发展,基层乡镇的角色与作用也随之发生改变。本文是以甲镇政府对休闲渔业的管控为个案,探讨基层政府负重运作的过程。甲镇作为南澳岛最古老的文化古城,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休闲渔业的发展上,也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优势。然而,在安全生产形势不断严峻的情况下,由省、市到县陆续出台了“不安全,不出海”的政策文件,甲镇的休闲渔业因存在安全隐患被迫叫停,这不仅制约当地旅游的发展,对渔民的生计也产生巨大影响。甲镇政府作为基层政府,面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和自下而上的执行压力,该何去何从?甲镇政府进行休闲渔业管控只是基层政府日常运行的一个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也能更为清楚地看到基层政府负重运作的常态。为此,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等研究方法,从挤压型情境视角出发,运用基层政府负重运行的发生空间和挤压型情境的分析框架,对甲镇休闲渔业的管控过程进行分析研究。从休闲渔业管控的案例中,进一步剖析基层政府在日常运作中的压力来源和负重情况。挤压型情境用于描述基层政府受到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和自下而上的执行阻力,在狭小且矛盾的政策环境运作的过程。在压力和阻力共存的矛盾环境中,甲镇政府在推进工作任务的各个阶段,通过不同的执行手段来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针对执行对象的多样性,选择与之相应的政策执行方式,即在初始阶段、胶着阶段和攻坚阶段对不同表现的群体采取方式各异的执行方式,以此来更好落实上级的任务要求。甲镇休闲渔业管控从一开始的宣传执行到后续值班值守,受到自上而下的政策压力和自下而上的执行阻力的影响,甲镇政府面对压力和阻力,通过压力生成与感知、压力分摊和化解等方法执行上级政策。甲镇政府在休闲渔业管控中既落实了相关任务,在安全生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意外后果。本文认为,在挤压型情境下,甲镇政府在进行休闲渔业管控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以致于在落实休闲渔业管控时,虽能完成部分任务,但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由于渔民利益驱使和自发性的休闲渔业投入少,致使休闲渔业开展存在安全隐患。休闲渔业的发展涉及多个部门及线条,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权责难厘清、缺乏适应性的法规,加上当前休闲渔业生产产值对全县经济发展的作用尚不突出,种种原因致使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要求必须按照“不安全,不出海”的政策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禁止开展休闲渔业,并要求镇政府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并以结果为导向开启问责机制。但因为甲镇政府工作人员对政策的不认同、基层政府权责失衡和乡镇政权悬浮化、资源与任务的不匹配性等因素,在甲镇开展休闲渔业管控的过程中,出现不同工作人员政策执行标准不统一、管控时紧时松,执法力量薄弱,人员、资源局限等问题。与此同时,村组干部受多重身份的影响,在协助休闲渔业管控的过程中,也出现扭曲性的管控行为。因休闲渔业的管控影响了村民的生计,不同村民对休闲渔业管控所持态度不同,随着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强,还出现群众上访、围堵等社会维稳问题,致使甲镇政府陷入两难境地。面对基层政府的困境,本文试图探究优化基层政府运作的路径。在挤压型情境下,甲镇政府可通过使休闲渔业生产合法化、安全化,规范休闲渔船和渔民的监督管理,加强规范化、法制化管理,做好监测调查,科学指导休闲渔业发展等方式来使休闲渔业正规合法化发展,使之成为推动当地旅游发展的一种新兴产业,并带动其他产业的更新发展。在基层政府日常运作中,甲镇政府休闲渔业管控只是一个例子,如何实现为基层政府减负,让基层政府更好地服务地方,是未来基层政府运作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减少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自上而下对基层政府的挤压,优化基层政府自身建设,村组干部角色重构以及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乡镇治理等方式,推动基层政府更好地发挥自身职能、服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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