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以来,由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探索新一轮改革开放创新经验,我国已在东南沿海、东北沿边及中西部多个省市布局了“1+3+7”的前三批自贸区“雁阵”,紧随海南自贸区及19年9月挂牌的最新一批自贸区。覆盖了18个省市的自贸区建设推进速度,彰显着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转向内在制度型开放的稳健步伐与深化制度创新激发改革动力的魄力。自贸区在顶层设计上以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开放与“放管服”转型为目标,多方面探索与推广创新经验,以求制度红利来相应促进自贸区所在地区及更广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本文在回顾梳理了前三批自贸区主要政策定位、现有理论及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研究样本扩充到了缺少完整实证研究的第三批自贸区。本文以制度外溢、虹吸效应和增长极“回浪-扩散”效应等方面理论为支点,除了自贸区对所在地区内的经济效应,还关注到不同自贸区批次、区位、政策功能组合及多个自贸区相互关系对整体区域产生的经济效应。本文利用06年至19年全国省级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增长率数据,以自贸区设立时点为事件时间点,采用了Hsiao的反事实估计方法,对比实际值与反事实估计值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地区内经济效应方面,多数自贸区的挂牌对所在地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效应,其效应随所在地区禀赋及区域整体关系显示出差异性。批次靠前的自贸区各项指标促进作用更稳定,而第三批自贸区的效应两极分化及时滞性更明显。在区域中,其经济效应受到自贸区政策之间错位程度,所在区域本身开放程度以及自贸区发展阶段在区域中的区别程度等因素而影响。具体而言,在分批集中设立的长三角自贸区,作为成熟增长极的上海自贸区与油品贸易导向的浙江自贸区,在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上能够协同共赢;同批集中设立的南方自贸区,由边际效益更高的福建自贸区在引资及国际贸易上对广东形成虹吸,但整体上仍以促进作用为主;同批密集设立的中西部自贸区,出现了多方竞争和明显的回浪与虹吸效应,从整体上看存在零和博弈。